小歷史，大人性

一百零四年前的一天，27歲的光緒皇帝下了一份《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由此開始。

一百零三天之后的那天凌晨，慈禧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將光緒囚禁，自己臨朝訓政，同時抓捕康黨，使得這場變法成為中國歷史上歷時最短的變法（也許是之一？）。

但正是這場變法，把大清的王朝氣數(shù)抖落一地，也把康有為不堪的人性抖落一地。

在這一百零三天里，變法的詔書和諭令猶如走馬燈，亂花漸欲迷人眼，凡184條，涉及方方面面。大體來說，政治上要變一人專制為君主立憲，軍事上要改用西洋軍事訓練，經(jīng)濟上要發(fā)展工業(yè)、振興商業(yè)，在文教上則是“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

從表面上看，這些似乎都是于國有利之舉，康有為也配得上變法領(lǐng)袖之稱，然而世人不察的是，康有為的用心都在這些之外——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才有黑暗。

譬如，在康有為的《戊戌奏稿》中他明確反對開國會、立憲法，只提出設制度局。

這就奇怪了，維新派的理想明明是君主立憲，康有為為何會反對呢？按康有為的說法，是當時民智未開，沒有議政的能力，這當然是個很好的說辭，然而事實上，他所顧慮的卻是另一層意思，因為一旦開國會立憲，他也必須在憲法和國會之下，所以他在覲見皇帝后立場大變，反而極力主張強化君權(quán)，開始渴望光緒“乾綱獨斷，以君權(quán)雷厲風行”。

康有為很明白，光緒被限權(quán)他自然更沒用武之地，反而不如讓光緒有權(quán)歸他用！

而從開制度局上，更能看清康有為的算盤。他在上光緒的折子里，提出要設制度局和十二分局以辦新政，這十二分局分別是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nóng)局、工局、商局、鐵路局、郵政局、礦務局、游會局（專管游學與學會）、陸軍局、海軍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哪里是辦新政，分明是想架空朝廷和各省的各級權(quán)力機構(gòu)，新建一套政府的班子和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