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份天氣記錄所涵蓋的時間段（大約從 1656年到 1750年），我突然產(chǎn)生一種研究的旨趣：在 18世紀 20至 30年代，素來“燠熱”“冬無冰雪，或不御綿”的安溪，連續(xù)數(shù)年“大雨雪”“大雪”“積雪”，氣候驟然變冷?！栋蚕h志》代表著官方權(quán)威，史官不可能錯載誤錄，況且在一個重農(nóng)業(yè)、輕工商的時代，人們對氣候變化的觀察有著足夠的耐心，雨雪不分、霜冰不辨的情況幾乎不可能出現(xiàn)。分析后可能得出的結(jié)論只能是，“雪災年代”從此將在安溪歷史上產(chǎn)生意義深遠的影響。

研究中國歷史時，人們常犯的兩個錯誤在于，當我們追求中國社會的“整體性”時，會導致一種“單一性”的敘述困境，從而無法解釋中國社會的復雜現(xiàn)實；當我們面對中國社會的“多樣性”時，又常常將中國社會割裂為一些碎片，最終背離在社會整體之上觀察中國的視野。正是這兩類錯誤，導致我們目前所開展的鐵觀音物種研究，經(jīng)常游離于“整體性”之外，不能或難以將鐵觀音置放于安溪社會歷史演進的大環(huán)境之中，重傳說，輕科學，缺乏實證求索的精神。

關(guān)于安溪鐵觀音源起的王、魏“二說”，未見于 1994年前的官方史志已是不爭的事實。我這里想說的不是“王說”“魏說”的真?zhèn)?，因為歷史的真相不能一概以是否見諸史志為標準和依據(jù)。只是想換一種視角——說猜想也無不可——來追問安溪鐵觀音的發(fā)源，因為無論是“王說”還是“魏說”，都顯然沒有真正解決物種起源的問題。神話固然是美好的，充滿著遐想無邊的詩情空間，但觀世音菩薩畢竟沒有親手在巍巍的南巖山上栽種過鐵觀音這樣一棵神奇的茶樹。

那么，這棵神異的茶樹又是從哪里來的？憑空從地里頭長出來嗎？如果植物也有“前世今生”，那么，鐵觀音的“前世”又是什么？困擾我多年的一連串問題，在這份“大雪成災”的天氣記錄面前，似乎一下都有了答案——不同的歷史事件在各自不同的時空運行，對于一種即將到來的動人交匯，人類誰都無法預知，這就是自然的造化。

神天與人天

關(guān)于鐵觀音發(fā)源的王、魏“二說”，散見于安溪史志和各種文集，雖然行文描述存在不少差異，但都與兩個重要年份 1725年（“魏說”）、1736年（“王說”）相對應。也就是說，鐵觀音誕生于安溪茶鄉(xiāng) 1725年至 1736年的大致歷史區(qū)間，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細心的讀者就此可能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安溪史志上所集中記載的“雪災年代”與此有著驚人的重合，兩者之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歷史的必然？如果是歷史的巧合，那么鐵觀音物種的源起只能是永遠都無法解碼的科學之謎了；如果是歷史的必然，則“雪災年代”對鐵觀音物種的源起所產(chǎn)生的關(guān)鍵性作用，就不能被后來研究者輕易地推在一邊。相形之下，前者令人興味寡然，后者令人心血怦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