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生態(tài)，梁啟超嘗痛切言之：“請諸君別要忘記：我們這十年內(nèi)社會的進(jìn)步，乃是從極黑暗、極混亂的政治狀態(tài)底下，勉強(qiáng)掙扎得來。人家的政治，是用來發(fā)育社會；我們的政治，是用來摧殘社會。老實說一句，十年來中華民國的人民，只算是國家的孤臣孽子。他們在這種境遇之下，還掙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為清明幾分，他的進(jìn)步還可限量嗎？”（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1921年10月10日 講于天津）他把周朝的革命，即打破黃帝、堯舜以來部落政治的局面，來比配辛亥革命。

對于異族統(tǒng)治的名義，也斷斷不能接受。這并不是爭什么面子問題，因為在這種名義底下，國民自立的精神總不免萎縮幾分。晚明遺老像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把一種極深的觀念傳給了后輩，未嘗斷絕。

辛亥革命，就是要打擊專制政治，要追求“政治上自由、平等兩大主義”，這是國人兩千年來的公共信條。事實上能達(dá)到什么程度，雖然各時代各有不同，至于這種信條，在國民心目中卻是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梁先生對辛亥革命的定位是： 當(dāng)光緒、宣統(tǒng)年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不算革命黨。但主義雖算不同，手段卻又小有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jī)關(guān)建設(shè)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兩派人各自進(jìn)行，表面上雖像是分歧，目的總是歸著到一點。

武昌起義在多處引爆，波瀾迭起，但整個廣義的辛亥革命時期，最絢亮的莫過于定點清除者奮起抗暴。從他們身上，我們清晰地看到未來的自由中國的一線曙光。

歷時十余年的定點清除，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武昌起義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定點清除的基礎(chǔ)上的推導(dǎo)和推倒。定點清除的效果，較之武昌起義的拖泥帶水，民眾死傷，不可同日而語。

定點清除，就是犧牲一己的政治暗殺，譚嗣同說“中國未聞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為變法不惜挺身犯難，甘冒殺身滅族之禍，他是近代變法流血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