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奴隸出身，他和千百萬苦難的奴隸一樣，每天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辛苦勞作，可是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正直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迄今為止，仍然在世的認識我父親的人還對他贊譽有加。在我父親的那個年代，黑奴們的工作也是有分工的：卑微下賤的、給人當下人的工作，一般是由來自非洲的黑人來做，像我父親這樣的人都是以務農(nóng)為主。他一輩子腳踏實地，勤勤懇懇。他老人家還讓我家的孩子都接受了教育，這在當時是我們這類家庭想都不敢想的。他還勤儉節(jié)約地攢下一筆財產(chǎn)，為自己贏得了投票選舉的權利。小時候他很喜歡跟我們講他年輕時的故事，盡管他一生仁慈善良，對他棲身為奴的主人的家庭也飽含深情，然而他對奴隸制卻十分抵制，并時時為自身和同胞們低下的地位感到傷心難過。他努力向我們傳遞道德觀念，并教育我們要相信，上帝是一視同仁的。當我身處路易斯安那州某個偏僻而又蒼涼的角落，剛剛飽受一位老爺野蠻殘忍的毆打，痛不欲生地躺在關押奴隸的小屋里時，腦海里突然出現(xiàn)了父親的諄諄教誨，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氣。從那時起，父親的話就成了我堅持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父親聽天由命，走完了他卑微的一生，如今長眠在仙蒂山教堂的后院里，墓前豎著一塊石碑，和他一樣卑微、毫不起眼。

小時候，我主要在農(nóng)場幫父親干活，閑暇時讀書，或者拉小提琴—那是我年輕時最大的樂趣，也是我的志向所在。在后來我不幸變成奴隸的歲月中，它還給了我很多慰藉。它給我，還有那些和我同命相憐的人提供了短暫的歡娛；它撫慰了我的靈魂，讓我免于終日沉浸在痛苦之中。

1828年圣誕節(jié)那天，我和安妮·漢普頓結婚了。安妮也是黑人，她住的地方離我們家很近。婚禮儀式在愛德華堡舉行，由這個鎮(zhèn)上德高望重的法官蒂莫西·艾迪先生主持。安妮長期在仙蒂山生活，但工作的地方并不固定，有時在貝爾德先生的老鷹酒館里，有時在塞勒姆鎮(zhèn)的牧師亞歷山大·普勞德菲特先生家里。后者是一位有教養(yǎng)的紳士，許多年來一直負責打理本地的長老會，他的學識和虔敬遠近聞名，備受稱贊。他宅心仁厚，安妮對他始終心存感激，還牢記了他的許多經(jīng)典言論。安妮是個混血兒，她的血管中流淌著三個種族的血液，究竟是紅色、白色還是黑色占主導地位，她也不清楚。不過三種血統(tǒng)混合，使她擁有了一種獨特而又賞心悅目的容貌，顯得與眾不同。我的母親也是個混血兒，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tǒng)，安妮與母親有些相似，但差別還是很大的。

1829年7月我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已經(jīng)長大成人，又要負起作為丈夫的責任，我覺得身上的擔子一下子重了許多。我想，我必須努力了。盡管我出身貧寒、地位低下，想過上好日子并不容易，但我還是滿懷憧憬。我決定好好干幾年，攢點錢，蓋所簡陋的房子，置上幾英畝地。在我看來，這樣就非常幸福了。

從結婚那天到現(xiàn)在，我深愛著我的妻子，始終如一。我對我們的孩子更是寵愛有加，呵護備至；這一點是天下所有父親的共同感受。說這些，我只是想讓讀者們知道，我曾經(jīng)擁有一個多么幸福的家庭，后來卻遭受了那么大的災難，你們就能明白我當時有多痛苦，有多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