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袁世凱出山并非事事得心應手，到湖北后特別在事權以及與地方官員的協(xié)調(diào)方面頗多窒礙。其在九月十二日（11月2日）致清內(nèi)閣電時便提到“世凱入鄂境后，實缺官員除該司（連甲）來迎請示外，迄無一人來謁”。作為前線督師的統(tǒng)帥，又有欽差大臣的頭銜，竟受如此怠慢，袁世凱心里著實有點委屈。

其次，外交上的考慮。袁世凱在晚清縱橫馳騁十幾年，深知西方列強的舉動對國內(nèi)形勢的變化產(chǎn)生的影響，也知道得罪外國人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因此他不愿因外國的插手使國內(nèi)形勢日趨復雜化，也不愿因革命破壞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而引起不必要的交涉?，F(xiàn)實情況是外交無人，而沒有得力的外交人才更是困難。他在致盛宣懷信中說：“各國中立，是以我之逆匪作為友邦，安有此理？漢口洋人懼禍及，或可以自合計，他處斷不能一律，惜崧生（梁敦彥，時為外務部大臣，稱病不出）不回，少川（唐紹儀）未必肯出，外交無大手筆，嗣后枝節(jié)必甚多，如設法使少川出山，各國事當可順手，但不易耳。公意如何？”袁世凱此時向盛宣懷致電，這看似不動聲色的詢問，抱怨，商量，其實，目的很明確：盡快幫忙重新起用唐紹儀，打開外交局面。此外，還有一層含義，當年不得已唐紹儀把郵傳部尚書一位讓與你，現(xiàn)如今形勢不同了，解鈴還須系鈴人，你也該把郵傳部尚書一職給唐騰出來吧。果然，沒多久，清廷將盛革職，簡任唐重新署理郵傳部，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最后，政治、社會方面問題的處理。袁世凱對國內(nèi)局勢的認識更是一針見血，他“曾私向人云，此次之亂，若但向皮毛上求治，未嘗不能奏效，但為國之道，其根本所在，在貴能實行立憲，實行立憲即當建設責任內(nèi)閣，化除滿漢畛域，某所持之政見如此，但此刻軍務吃緊，又不便先行奏陳，貽人口實，謂為先緩后急，似乎借此要挾且鄰于推卸，此則某所不敢當者也?！币虼耍瑯O力把立憲派的力量團結(jié)到其周圍。

袁世凱還對當時長江流域的災情給以足夠的重視，不僅主動向中央請示賑災，還派員到地方宣撫，安撫民心。為了戰(zhàn)事的順利進行，還與各省督撫通信，并低首下心尋求幫助，不是強勢命令，盡管各省做出表率的很少，但至少也并未做出反袁的舉動。

待一切準備差不多就緒后，袁世凱急忙奔赴前線，但袁世凱沒有頭腦發(fā)熱，沒有對革命黨人大打出手，而是不斷地試探，這也讓革命黨人多少出乎意料。這表現(xiàn)在：

試探和談 盡管感到“此次鄂變，事雖倉促，蓄謀已久，廠、庫、局、所，悉為占據(jù)，糧足器利，人多精練，自與尋常匪徒嘯聚烏合者，迥不相侔?！钡敃r袁世凱并不是十分清楚湖北軍政府的打算，為了試探一下虛實，于是于11月2日“令營務處劉振（承）恩及張彪等，致函黎元洪，招其歸順，使洋人送往。時接復書，稱現(xiàn)開會議，一二日定局再告，語氣尚恭順，然匪心叵測，戰(zhàn)備仍不敢懈?！保ā对绖P致清內(nèi)閣電》（九月十五日），《閔爾昌舊存有關武昌起義的函電》，《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由此觀之，袁世凱做的是戰(zhàn)與和兩手準備。幸運的是，形勢比估計的好得多，因為黎“語氣尚恭順”。然后，再次派員與黎接觸，這一次又得到比前一次更多的信息，至少了解當前革命陣營內(nèi)部對政府和對袁本人的態(tài)度。當時，黎元洪對劉承恩所派偵探王洪勝講了很多，大致有兩點：一是現(xiàn)在要講和，“須將皇族另置一地與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準他管我們漢人的事情”。如果“隨便和了，以后大權歸他，他更比從前加一倍的狠，我們更無法子了”；二是袁宮保這時不該出來，“先前宮保做直隸總督，好好的，為什么開缺？現(xiàn)在有亂事，又請宮保出來，為什么不叫滿人帶第一鎮(zhèn)來打仗？可見旗人大有奸心”。交往多一點，袁世凱對革命派的想法了解就多一些，這都為其以后促使南北正式和談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