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議論似乎頗合大清末年立憲黨人的心意，兩者一拍即合的地方在于都不是簡單地為專制君主辯白洗刷，而是敏銳感覺到在如何汲取舊制度合理變革成分時君主所起到的象征作用。所以當(dāng)年遭大清通緝的革命黨人嘴邊老是念念不忘地掛著法國革命，立憲黨人嘴里念叨最多的卻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康有為就覺得法國革命流血遍地，不值得大清效仿，應(yīng)該改走平和路線。不幸的是，康圣人的預(yù)言沒人理會，大清終究淪為革命的絞肉機。當(dāng)年立憲黨人楊度就說過類似的意思，君主的位子并不重要，他不過是個象征符號而已，要緊的是君主具有凝聚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強大力量。正因如此，立憲行動完全可以在這頂大帽子底下開開小差，干自己喜歡干的事情，甚至憲政改革都可能更具合法性。這樣既可與舊制度銜接，又可跟隨民主大潮而不會落伍。如此看來，楊度與托克維爾，一東一西，心同理同，頗可引為同調(diào)。

當(dāng)然，后來對“革命”原因出現(xiàn)了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種族革命論”是一個主流說法，大意是把滿人橫行當(dāng)?shù)喇?dāng)作了誘發(fā)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最流行的一個解釋是，革命前夕，清廷貌似有立憲的誠意，卻耍了個花招，堅持先組內(nèi)閣后開國會，卻不采用同時進行的合理步驟。結(jié)果是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內(nèi)閣名單出爐，總共十三人中，滿人占九席，其中皇族就占七人，剛好超過半數(shù)，而漢人只有四人，所以被譏諷為“皇族內(nèi)閣”。名單公布惹得革命黨人群情激奮，終于有了“反滿”的借口，于是紛紛高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舊旗舉事暴動，局面最終一發(fā)不可收拾。革命成功被單一解讀為種族仇視激化的直接后果。對這個極度渲染滿漢之爭的革命起源故事我一直心存懷疑，因為滿漢沖突由來已久，貫穿大清統(tǒng)治始終，早已不是什么最抓人眼球的糾紛，而內(nèi)閣組建畢竟是邁向憲政的重要一步，類似“國務(wù)院”十部的改革實驗也已到位。內(nèi)閣“種族”比例雖不均衡，滿人占多數(shù)也屬正常。也許正應(yīng)了托克維爾的判斷，皇家的任何讓步都會引起足夠的敏感，似乎正好印證了民眾要求得不到滿足的現(xiàn)狀。

其實按照近年流行的“新清史”看法，正因皇帝是滿人，才能籠絡(luò)住漢人之外的蒙藏回等族群勢力。民國初建時，這些地區(qū)的王公貴族恰恰趁著皇帝失位要求獨立。外蒙古一步步被分割出中國版圖，固然有俄國勢力暗中慫恿，但失去滿人皇帝作為多民族符號的牽制力，也許真是引致分裂的重要起因也說不定。

另一方面，托克維爾所憂心的法國革命導(dǎo)致烏托邦主義“文人政治”與激進的民粹主義暴民行動的結(jié)合也不幸在東方的清朝得到了驗證。辛亥以后，除軍閥各據(jù)一地之外，從五四時期全盤反傳統(tǒng)主義到“平民萬歲”的呼聲，再到以平等觀召喚國民參與共產(chǎn)革命，無不是在“文人政治”的支配下波興浪涌，連綿不絕。以后“革命”一詞在中國人的腦海里一路飆進，狂奔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關(guān)鍵詞，“文革”時買東西找錢都要說“把革命進行到底，找你一毛五”，那份激進狂躁中的無奈至今仍隱隱地成為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所以說，托克維爾的保守主義絕非僅僅是一種對君主制的復(fù)古式懷舊，而恰恰是如何在一種舊制度的延續(xù)下重新安排個人自由的現(xiàn)代性問題。他留給我們的警示是，大清亡了，并不意味著“革命”就一定具有天然的合理合法性。因為革命可能產(chǎn)生更大的暴虐，文人的烏托邦激情疊加上民眾的狂熱盲動，如果無節(jié)制地釋放出來，最容易給憲政制度的演進和個人自由的維護造成傷害，對“革命”成敗得失的估計不可不慎之又慎，同時托克維爾也是在警示所有政權(quán)，如果不給憲政和個人自由予足夠的空間，殘虐暴力的激進行為也許會隨時降臨到自己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