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肉身不得不服從于各種規(guī)則，我相信此刻的自己仍然擁有自由的靈魂，可我也的確有些恐懼—會不會真有那么一天，肉身已被污染，靈魂無處可歸？

上班時坐地鐵，看著車廂里大片黑壓壓的西裝和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我時常有想尖叫的沖動。出了地鐵，不用上到地面，就有一條通往地下購物商場的通道也可以通到我們公司，所以我每天上下班都走這條近路，基本上看不見外面的天空，看不見日出日落。我走在這條走過無數(shù)次的地下通道里，常覺得有一種超現(xiàn)實的恍惚感，又或者那其實是崩潰的前兆。我總在幻想：如果有一天我忽然在這條路上停下來，然后轉(zhuǎn)身走掉，就像保羅.奧斯特小說里的主人公一樣，任憑命運把我拉到難以預測的地方去，又會怎樣？最壞又能怎樣？

但是我沒有，我從來沒有轉(zhuǎn)身走掉。

有時我甚至有點窩火。媽的，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這個啊—在青春期的迷惘與中年危機之間，居然還要承受這種莫名其妙無可名狀的痛苦……

可是……可是既然別人都不覺得痛苦，那么問題恐怕還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吧。我頹然地想。

三

如果一定要找出轉(zhuǎn)折發(fā)生的那個“點 ”，又或者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那應該是在 2008年底的西藏之旅中。

我和銘基是 2003年在西藏旅行時相識相戀的，就像村上春樹在《斯普特尼克戀人》的開頭所寫的一般，“那是一場猶如以排山倒海之勢掠過無邊草原的龍卷風一般的迅猛的戀情 ”。后來我們不但延續(xù)著這個勢頭很快就結(jié)了婚，還出版了一本《藏地白皮書》來記述這個真實的愛情故事。不過在當時，才認識十幾天的兩個人自然無法得知后來的命運安排，在彼此心儀卻尚未點破的曖昧時刻，懷抱著“旅途結(jié)束便要天各一方”的悵然心情，坐在大昭寺屋頂?shù)乃苣z椅子上，我們訂下了一個“五年之約”，說好 2008年再于此地相見。

盡管故事是happy ending，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履行這個約定。所以五年之后，我和銘基一同回到拉薩，重返大昭寺，在熟悉的場所尋找當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