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訴他，把世間文物統(tǒng)統(tǒng)拔離原生的土地，運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覽，是文物和土地的雙向失落、兩敗俱傷。我還要告訴他，借口別人管不好家產(chǎn)而占為己有，是一種掠奪……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盡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邏輯終于壓倒了斯坦因，于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了下來。

那么，接下來該怎么辦呢？當然應該送交京城。但當時，藏經(jīng)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員縉紳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員還把大車趕進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細選，擇優(yōu)盜取。盜取后又怕到京后點數(shù)不符，便把長卷撕成幾個短卷來湊數(shù)搪塞。

當然，更大的麻煩是，那時的中國處處軍閥混戰(zhàn)，北京更是亂成一團。在兵丁和難民的洪流中，誰也不知道腳下的土地明天將會插上哪家的軍旗。幾輛裝載古代經(jīng)卷的車，怎么才能通過？怎樣才能到達？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還是讓他拉到倫敦的博物館里去吧。但我當然不會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難處，因為我發(fā)現(xiàn)，被迫留下了車隊而離去的他，正一次次回頭看我。

我假裝沒有看見，只用眼角余光默送他和蔣孝琬慢慢遠去，終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過身來。

長長一排車隊，全都停在蒼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該去何方？

這里也難，那里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場。

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歲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去世。

此時是中國抗日戰(zhàn)爭進行得最艱苦的日子。中國，又一次在生死關頭被世人認知，也被自己認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倫敦舉行“中國日”活動，博物館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歷史學會在重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