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富強相比，文明指的是一套價值觀?，F(xiàn)代文明的秘密，嚴復在19世紀末就看得一清二楚，這就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種文明，是一套現(xiàn)代的價值觀。自由與民主是人類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標，具有不可替代的內(nèi)在價值，因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會，人類才有可能活得比較有尊嚴，過比較符合人性的生活。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強當然也是一種可欲的價值，那么富強與文明這兩種價值，何種更有價值呢？嚴復、梁啟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夠打敗中國，乃是它們既富強，又有文明。文明雖然很重要，但中國的亡國滅種危機太急迫了，國家太落后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強雖然只能治標，卻可以挽救國運。兩權(quán)相衡，還是富強更重要。中國最急迫的問題是改變落后挨打的局勢，迅速富國強兵，提高國民的競爭力，而文明的目標可以緩行一步，甚至按照對中國影響很大的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說法，文明雖然是終極目標，但在現(xiàn)階段，只是實現(xiàn)國家獨立和富強的一種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價值。

富強之所以會壓倒文明，當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西方的“兩張面孔”問題。戊戌維新之后，中國拜西方為師。但這個老師老是欺負學生，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西方文明所到之處，到處都是血與火。這使中國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非常困惑。楊度是晚清思想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發(fā)現(xiàn)當時只有文明的國家而沒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國對內(nèi)都講文明，對外都行野蠻。楊度的觀察是準確的，在西方政治學里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對內(nèi)用洛克主義，講自由平等，對外用霍布斯主義，生存至上，弱肉強食，遵行叢林法則。

西方世界向東方擴張，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擁有比你更高級的文明，是文明人對野蠻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過野蠻的擴張得以實現(xiàn)的，所以近代西方有兩張復雜的、交雜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義者會強調(diào)西方人自由文明的一面，而新左派會更多地批評西方人野蠻擴張侵略的另一面。文明與野蠻這兩面在西方內(nèi)部也不斷沖突，具有緊張性。世界發(fā)展到今天，文明的一面在強化，殖民主義的野蠻一面逐漸不具有正當性，只能以隱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紀的時候，西方人是赤裸裸地以強權(quán)的方式、用野蠻的方式推廣文明。

面對西方的兩面性，楊度認為既然西方有兩手，我們也要有兩手來對付它們，我們今天遇到的國家為文明國，所謂不文明不足以立國，但是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是野蠻世界，則不野蠻不足以圖生存。也就是說，中國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對抗文明，以野蠻對付野蠻。對內(nèi)講文明、對外講野蠻，這套邏輯發(fā)展到極致，便是外交決定內(nèi)政，當務之急是亡國滅種，因此富強比文明更為緊迫。

國內(nèi)曾出版過一本暢銷書《中國不高興》，作者也是用這套邏輯，將美國看作最主要的外敵，認為中國現(xiàn)在不用再韜光養(yǎng)晦了，該做的做、該說的說。甚至認為為了獲得必要的外部壓力，喚醒民族的覺悟，中國需要再打一次敗仗！這本書看起來是反抗西方的先鋒，事實上卻是西方在東方最優(yōu)秀的學生，而且學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蠻這部分，青出于藍卻不如藍。為什么呢？因為近代西方的野蠻性還有文明一面的制約，而《中國不高興》模仿的是西方的強權(quán)邏輯，講什么“持劍經(jīng)商”，而不要西方的文明價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馬丁·雅克所說的中國壓倒了美國，建立了全球霸權(quán)，中國統(tǒng)治了世界，那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勝利呢？是中國文明的勝利，還是西方精神的勝利？或許，到時候西方人會哈哈大笑：你們在實力上征服了我們，但你們卻被我們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經(jīng)過時的、最糟糕的19世紀帝國主義精神所征服！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國拋棄了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近代文明，學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強精神，即使中國能統(tǒng)治世界，但最終的精神勝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你一定要說是中國文明勝利的話，這個中國文明恐怕不是文質(zhì)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戀富國強兵的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