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在北宋仁宗時就完成了士大夫階層的覺醒。剛開始的時候，宋太宗也像唐太宗一樣，一看這么多舉子來應試，他就感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都為我所用。可是到了宋代仁宗朝再往后，就有了一個清晰的概念叫“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這個時候士大夫的力量就開始成為朝廷上的主導力量，但同時又暴露出了中國人的一個缺陷，就是士大夫凡事基于意氣，認死理，搞黨爭。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變法，兩派士大夫那真是有你沒我。咱倆不談是非，咱倆就談派系，你只要不是我這邊的你干什么都錯。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司馬光上臺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新法盡廢。當時王安石在南京說有些法明顯是有功效的，為什么也要廢掉呢？這已經(jīng)不是什么具體的政策之爭了。

王安石變法之后，宋朝翻過來掉過去就是搞黨爭，這派上臺，那一派就徹底踩下，那一派上臺，這一派就徹底踩倒。所以整個宋代的政治就是一個失去了彈性的政治。

那么到了高宗趙構和岳飛的那個時候，這個彈性變得非常脆弱。當時朝廷上只有兩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戰(zhàn)。主和派一定是漢奸嗎？不一定，就是圍繞在秦檜路線周圍的那一群士大夫。至于主戰(zhàn)派是不是一定全是抗金名將，全是謀國的板蕩之臣呢？也不一定。

你看后來甲午戰(zhàn)爭時，如翁同龢這種主戰(zhàn)派，那才叫誤國文人。真正在前線主持戰(zhàn)事的李鴻章這種人，都被罵成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在中國古代政治當中，真正敢跳出來說我主和的人，不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lián)敗?/p>

這個擔當往往皇帝本人都沒有。你像明代的崇禎皇帝，其實到最后也想跟后金談判，剛派人私下去談，結(jié)果風聲就漏掉了，他就只好把這個人殺掉。皇帝也不敢當主和派。

回到岳飛。既然國家的大計已定，我們要跟金國談和，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那就要讓主戰(zhàn)派閉嘴。只有殺岳飛，其他人就都老實了。當時韓世忠已經(jīng)開始閉門思過了，殺他沒有用。主和還是不能成為國家的大政方針?！盃巼恰背蔀楫敃r宋代政治缺乏彈性的一個最終結(jié)果。所以岳飛必須死。

這跟你自己有沒有野心，跟趙構是不是怕你，其實已經(jīng)沒有什么關系了。一千多年之后，我們再來看岳飛的這個悲劇，其實不是哪個人的悲劇，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間的沖突。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個人跟整個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結(jié)構之間的悲劇。

所以我特別感慨，我們幸好生活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我們可以以一個個體崛起的姿態(tài)跟整個世界對話。我們不是嵌入到哪一個權力系統(tǒng)，一個頂端的問題會成為所有人的問題。我們可以任意地接入到任何一個系統(tǒng)中，選擇我們愿意過的自由的生活。說到這兒我還愿意帶大家復習一下前幾集講過的那種U盤化生存的原則。我們就是“自帶信息，不裝系統(tǒng)，隨時插拔，自由協(xié)作”，這種福分只有我們這一代人才享得了。

(本章社群編輯：杜若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