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東方人也在大草原上開創(chuàng)了新的邊境，但是較之大西洋沿岸，這是一種更為傳統(tǒng)的邊境，因而對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東方的自然和社會哲學家們也確實提出了一些和西歐人同樣的問題，但是用宇宙的機械模型來重塑思想的要求卻不那么明顯，而且對于急于把知識分子籠絡到新政權下的清朝政府來說，放縱激進思想的危險大大地超過了它可能具有的優(yōu)點。

清朝統(tǒng)治者想盡了一切辦法，試圖將學者們聚攏到國家行政事務上來，而不是流連于私立學院或者游歷四方尋求事實加以考證。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別的考試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揚。年輕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則，刻苦鉆研儒家學說，特別召集了一群學者和他一起學習，并且于1670年頒布“圣諭”以彰顯他對待此事的嚴肅與鄭重。他資助編纂了巨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一書，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達80萬頁） ，但是這些書并沒有像同時期法國的百科全書那樣在社會上造成觸動，他們編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觸動，忠實地保存古代文獻，為忠于統(tǒng)治者的學者們提供一些閑職。

這項策略的成功非常驚人，隨著知識分子們逐漸回歸到朝堂之上，他們將考證本身變成了官場的敲門磚。參加科舉的考生們必須展示實證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夠獲取文獻資源的學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證這一學問，因此也就阻礙了所有非少數(shù)精英階層的考生們取得高分的機會。以傳統(tǒng)思想看來，擔任政府官員這一利潤豐厚的職務是一項巨大的激勵。

我會將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留到第十章再來仔細討論—假設有更多時間的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能否開創(chuàng)出自己的科學革命？但是實際的情況是，西方人并沒有給予他們這樣的時間。自從16世紀70年代以來基督教的傳教士們就在通過澳門向中國內地滲透，雖然他們遠渡重洋是前來解救人們的靈魂而不是推銷他們的科技，但他們卻非常明白好禮物能夠使客人更加受歡迎。西方的鐘表在中國異常受歡迎，眼鏡也是如此。一位長期以來視力一直在下降的中國詩人（此處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經滿懷欣喜地描述道：

西洋白眼鏡，市自香山墺。

制鏡大如錢，秋水涵雙竅。

蔽目目轉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細讀書，猶如在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