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特點，如前所述，是資本主義企業(yè)結構和做法上的雙重轉型。一方面，這個時期有許多新的發(fā)展，例如資本的集中可使人區(qū)別出“企業(yè)”和“大企業(yè)”的那種增長幅度，自由競爭市場的萎縮，以及1900年前后的各種發(fā)展，這些發(fā)展曾使觀察家想為這個顯然是經濟發(fā)展新階段的時代，貼上一個適當的標簽（參看下一章）。另一方面，人們借著將科學方法應用到工業(yè)技術、組織和計算之上，以求有系統(tǒng)地實現生產和企業(yè)經營的合理化。

第五個特點，是日用必需品市場的不尋常轉型，即量與質的同時轉型。隨著人口、都市化和實際收入的增長，此前多少限于糧食和服裝（也就是基本維持生活所需）的大眾市場，現在開始主宰了生產日用必需品的工業(yè)。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項發(fā)展比有錢有閑階級在消費上的顯著增長更為重要，因為后者的需求模式并沒有顯著改變。在汽車工業(yè)上，造成革命的是福特T型車而非勞斯萊斯（RollsRoyce）汽車。與此同時，革命性的工藝技術和帝國主義又有助于為大眾市場創(chuàng)造一系列新奇的貨物和服務，其范圍從這個時期大量出現在英國勞動階級廚房中的瓦斯爐，到腳踏車、電影和極為普通的香蕉等。1880年前，這些物品的消費市場幾乎不存在。這項轉型最明確的后果之一，便是開創(chuàng)了大眾媒體。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名副其實的大眾媒體。19世紀90年代，英國一份報紙的銷售量已達到100萬份，而法國的報紙也在1900年前后達到這個銷售數字。

凡此種種不但表示生產方式已轉型為現代所謂的“大量生產”，同時也暗示了包括信用購物（主要是分期付款）在內的配銷轉型。因而，1884年時，英國開始有1/4磅標準包裝的茶葉上市。這項發(fā)展將使無數諸如立頓爵士（Sir Thomas Lipton）之類的食品雜貨大亨，可以從大城市的工人后街當中賺取財富。立氏的游艇和金錢贏得了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友誼，這位聲名狼藉的國王特別容易被一擲千金的百萬富翁所吸引。立頓的分店由1870年的一家也沒有，增加到1899年的500家。

大眾市場的轉型也自然而然地導出了第六個特點：第三類經濟的顯著成長，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務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例如辦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務業(yè)。我們只需舉英國的例子便可見其成長之一斑，英國在其極盛時期，曾以小得離譜的辦公室作業(yè)支配整個世界經濟：在其總數大約950萬的就業(yè)人口中，1851年時僅有67萬名公職人員和91萬名商業(yè)雇員。到了1881年，在商界就業(yè)的人士已超過30萬人（幾乎全是男性），不過公務人員只上升到12萬左右。但是，到了1911年，商界雇用了大約90萬人（其中17％為女性），而公職人員則增加了三倍。自從1851年后，商業(yè)雇員的人數在全部就業(yè)人數中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五倍之多。我們將在別處再討論這種白領和非勞動階級人數劇增的社會后果。

接著我將提一下這個經濟的最后特點，那就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日益融合，政府和公眾角色的日益增強，或者是像狄西律師這樣的自由派理論家所以為的：“集體主義”犧牲了舊日良好的強勁個人或志愿企業(yè)，達成了具有威脅性的進展。事實上，這項特色是競爭性自由市場經濟萎縮的征候之一；19世紀中期的資本主義是以競爭性自由市場經濟為理想，而在某種程度上，實際情形亦是如此。然而，1875年后，人們日漸懷疑具有自主性和自我調整能力的市場經濟，一旦失去國家和政府當局的協助，其有效性將如何。如今，這只操縱市場的手已經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變得越來越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