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此前我動手打過老師，也見識過不少紅衛(wèi)兵打人的場面，但像這樣毒打老人的情景卻還是頭一次見。章培先生那年已經(jīng) 74歲，遭一幫正值青壯年，受黨派遣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黨員干部當眾暴打，令圍觀的我們看得心驚肉跳，沒有一個人敢出聲。時間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了，我相信，當年在場的孩子中仍會有人清晰記得這一幕的。章培先生的氣概，那個時代只有電影、小說中共產(chǎn)黨員受刑上法場才有，而國民黨無不是貪生怕死的樣子，可我們卻親眼見到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lǐng)被一幫人毒打也如此堅貞不屈，與我們頭腦里固有的認識全不相同，故而印象深刻。

這次暴打之后，曾聽得一造反派悻悻地說：章培給周總理寫了信，周總理打電話給濟南軍區(qū)司令楊得志，楊得志派人找了來，不讓打他了云云。據(jù)說，章培先生給周的信中寫道：“我不求你們像我當年對你們那樣。我已是 70多歲的人了，只請你們按照你們的俘虜政策對我！” 不卑不亢，義正詞嚴，不是討?zhàn)?，更像是斥責。即使這樣，沒過多久，章培先生還是又被當眾痛打過一次。

反思與懺悔

大約是在 1966年 8月，社會上流行起一副血統(tǒng)論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完全顛覆了以前公開宣傳的“有成分論，但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xiàn)”的政策。從我個人來講，感覺不過是把以前只做不說的事情公開化了 。早在 1964年和 1965年，政協(xié)大院有兩位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lǐng)的孩子參加高考，都落榜了，被分配到青海支邊和郊區(qū)農(nóng)村插隊，政協(xié)機關(guān)還曾分別為他倆開過歡送會。還記得會上他們不情愿又無奈的表情，難以掩飾，勉強擠出來的笑容是那么不自然。院里大孩子告訴我，他們“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沒用！”所以血統(tǒng)論對聯(lián)，對于我這個沒有多少知識又自以為站在真理一邊，頭腦發(fā)熱血脈僨張的毛孩子，就不能不像打了雞血似的狂躁，渴望在“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建功立業(yè)”?？粗嗍煜嗪玫耐瑢W(xué)受難，我也曾心有不忍，也曾心里不柱壯（不踏實），卻又隨即暗自慶幸自己不是生在他們那樣的家庭！接下來不管我們紅衛(wèi)兵怎么胡作非為，打人、抄家、燒書、砸文物，等等，中央對我們都是支持的 ，盡管《十六條》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說法，但各級黨政、公檢法對于打人打死人的事當場不制止過后不追究，那還不是縱容？更像是支持和慫恿嘛！是不是出于我們的父輩不便出面而由我們出手的策略考慮？這就不容我們再懷疑，相反，我還曾為自己的“不堅定”、“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暗暗羞愧。因而那個階段，盡管壞事做到熟人那里會有抹不開面子的感覺，但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臉一黑就過去了，我沒往深里想過，也不認為自己做得不對。

到了 1966年十一前后，我母親也被打倒了。那時她在濟南市歷下區(qū)一所民辦半工半讀中學(xué)當校長，每天要到學(xué)校接受批判，皮肉之苦自然在所難免，但是我們家還算沒遭大變故。到了年底，一天我從北京串聯(lián)回來，一進大院，就見滿院標語大字報，一直到我家門口，全是我父親的，指我父親是“叛徒”，我一下子就懵了。不久，我們家就被政協(xié)機關(guān)的造反派抄了。新中國成立后黨對于干部的“歷史問題”格外看重，在白區(qū)工作曾被捕的同志、作戰(zhàn)被俘的同志，都需要自證清白，凡不能者，幾無不受懷疑的。對被捕被俘者以道德高標衡量，使得這部分同志往往有口難辯。因此，黨內(nèi)斗爭中“歷史問題”一直是一把利器，掌握它的一方用以制人，如同抓住了對手小辮子，無往而不勝。我父親被打倒了，且無翻身之可能，我們家變成“反動”的了，由“自來紅”到“自來黑”，我也成了“狗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