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昆明兩個月之后，我就接到了退伍的命令，我的服役期已滿。那時我已經(jīng)和昆明的中共地下黨接上頭，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李國華曾告訴我，毛主席正在學英文，他沒有好的英文老師，建議我到延安去教毛主席學英語。昆明地下黨中有些人在延安呆過，向我介紹了延安的情況，如男女平等、幼兒園、周末舞會，等等，我很向往這片新天地。而且我想，我所尊敬的一些美國作家，像斯諾、卡爾遜上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萊，他們都到過陜北，與中共領(lǐng)袖有過親密接觸，看來去延安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不愿意離開。我找到負責本部門工作的上校，對他說：很多人都急著走，而我愿意留下來繼續(xù)服務，我的中文技能看來也派得上用場。他回答：嗨，命令就是命令。我不甘心。那天晚上路過司令部，見還亮著燈，就闖了進去，向司令官亨利·歐雷德將軍（General Henry Aurand）介紹了自己，表示愿意在中國再服務一段時間。他說：你把命令撕了，而且任何別的命令都不用理會，除了把你調(diào)到上海陸軍總部的命令。真棒！

歐雷德將軍是個很不錯的人。我到昆明不久，杜聿明的第五軍和龍云的部隊打起來了，我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還以為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開打。歐雷德將軍的兒子是他的副官，小歐雷德把我們集合起來，宣布兩條：第一，我們認為，美孚石油公司的利益不值得一滴美國軍人的血；第二，你們開車出去，如果有人搶你們的車，不管是哪一邊的，你一句話不要說，乖乖把車交給他，人回來就行。小歐雷德后來成了美國在越南的陸軍最高指揮官，也升為將軍。

為什么又會牽連美孚石油公司呢？許多美國人認為打仗是為了大資本家的利益（美孚公司是其代表），而他們不值得軍人的犧牲。我當兵第一天，剛開始基本訓練，帶我們的上士就說：我們努力想做到兩條，第一，戰(zhàn)爭是安全的，第二，戰(zhàn)爭是賺錢的，可惜我們只做到了第二條。他是諷刺。

再說我自己。跟歐雷德將軍談話不久，我就被調(diào)到了上海陸軍總部，還是做賠償損失的工作。但上海負責這項事務的上校是一個很好的人，很開明，同情受害者，賠償盡量合理。工作是一樣的，因為有個好官，氣氛就不一樣了。我原來的同事都退伍回美國了，上海的賠償工作，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上士，他是個摩門教徒，為人很好，很同情人，后來我們回到美國還有聯(lián)系。要說美軍的軍紀，則跟昆明沒有什么不同，很差，或者說根本沒有軍紀。舉一個例子，我住的大房間，有四十套上下鋪，住八十個人，每天晚上，除了我這張床就我一個人睡，其他人都帶妓女回來住宿，很不像話。軍官不但不管，反而喜歡他們這樣，這些兵喝酒，玩女人，胡鬧，就不會苦惱，減少生病，也好管理。軍隊免費提供避孕設(shè)施，還經(jīng)常放電影、講課，以防他們?nèi)旧闲圆?。由于?zhàn)亂和饑荒，上海到處是妓女。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不把中國人當人，美國大兵有一個專門的詞稱呼中國人，叫slopy,它的原意是傾斜，不知道為什么用這個詞，總之是貶稱。

到上海，我發(fā)現(xiàn)有兩個情況與昆明不同。一是上海街頭每天都可以看到死尸，行人都繞著走，沒人管。有一次我問警察，為什么人們都不管這事，他說，誰要是動了，就得負責埋葬，這年頭生活這么難，誰愿意多管閑事呢。另一件事是上海的富人很厲害，或許昆明也一樣，但我沒有見過。我親眼看到這么一件事：有一個衣著考究的富人，招呼一個相當年老的人力車夫拉他，車夫解釋，他已經(jīng)很累了，要回家休息，他二話不說，一腳把他踢倒在地。老頭痛得在地上打滾，同樣沒有人管。另外，昆明妓女、吉普車女郎也很多，但上海更讓我震驚，一個外國兵在南京路上行走，幾乎走不過去，一路都是拉客妓女和男的皮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