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采訪中，曾經(jīng)的戰(zhàn)時難民晏陽初將這次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yè)史上的敦刻爾克”（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二戰(zhàn)”初期英法聯(lián)軍防線在德國機械化部隊快速攻勢下崩潰之后，英軍和部分法軍在敦刻爾克這個位于法國北部靠近比利時邊境的港口城市，進行的當時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軍事撤退行動。——譯者注）。前《大公報》記者徐盈稱：“‘中國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刻爾克的撤退并沒有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至此，另一個歷史性對比也凸顯了出來。長征和沿長江往上游撤退都面臨著一個更為強大的敵人。但長征是由共產(chǎn)黨領導的，他們最終成立了新中國，因此其大撤退成了一個舉世聞名的傳奇。而國民黨倒臺后，重慶大撤退則慢慢被人淡忘。跟隨國民黨政府往長江上游撤退的難民們很快就遇到令政府頭疼的組織問題。戰(zhàn)爭期間，僅僅四川一個地方，向救濟機構正式登記的難民就有920 萬人之多。許多人都很清楚，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們將不得不一直生活在污穢的環(huán)境中。有可能連故鄉(xiāng)都回不去，而且也無法確保中國能贏得這場戰(zhàn)爭。

自古以來，中國人經(jīng)歷著各種各樣的逃難。每一個王朝締造者都會將成千上萬處于驚恐中的平民趕到逃難的路上。但20 世紀華中地區(qū)出現(xiàn)的首次人口高速遷移，改變了中國人對祖國的地理概念。對中國而言，這種人口遷移反而有助于形成一種將在未來幾十年里塑造中國的民族意識。在過去的美好時光里，杜重遠曾是一名為《生活》雜志撰稿的旅行作家，他在文中向讀者介紹了自己沿著日益延伸的鐵路所到之地的民俗風情。如今，他利用自己的旅行寫作經(jīng)驗記述各地的苦難故事，完整地刻畫了整個中國的磨難歷程。從無錫逃出來的楊夫人也從觀察中得出同樣的感觸：“那些男人（指她的同行者們）每天都聚在一起研究地圖，那種專注的樣子實在是前所未見?！痹谔油龅暮笃?，楊夫人坐在從桂林出發(fā)的船上，眺望著沿岸的風光，她不無諷刺地默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感謝日本人，如果不是他們，我們也不會踏上這么漫長的旅途，更不會看到這么多的風土人情?！?/p>

楊夫人旅程結束的方式也與國民黨政府宣傳的在流亡中堅持抗日完全不同。因為她與家人最終逃到了香港，然后又從那里輾轉回到上海。最后，當旅程結束之時，楊夫人基本上回到了她3 個月前離開的地方。這樣做的并非只有她一人。當時華東地區(qū)已被日寇占領，因而不再是一個時刻遭到轟炸威脅的高危之地，因為日本人不會轟炸其占領區(qū)。在上海不斷出現(xiàn)的外國人居住區(qū)也意味著日本人的破壞性行為至少得到了收斂。然而，楊夫人的選擇在本國政府及許多同胞那里并不受歡迎，后者無法想象自己會回去過那種被日本人統(tǒng)治的生活。杜重遠觀察到一種現(xiàn)象，而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這種現(xiàn)象將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致力于鏟除漢奸。也就是說，這些人甚至都失去了被稱為“中國人”的資格。在太原，有人跟他談論了有關“鋤奸團”的一些事情：

某日曾提出有名的漢奸8 名，每個漢奸戴上高高的紙帽，在紙帽上寫明其姓名、履歷和漢奸行為，載在車中游街，又用極大的大鼓，且走且打，取“鳴鼓而攻之”的意思。滿街的人看見這些漢奸們，無不同聲唾罵。

突然之間，戰(zhàn)爭的形勢使得大家對“國家”這一概念的認識，以及個人對于國家的認同感變得更加急切，更具意義。與此同時，它也賦予了人們的選擇以黑白分明的道德色彩，特別是當人們面臨著是否與日本人合作的時候。20 世紀初，中國人就產(chǎn)生了強烈的危機感，而抗戰(zhàn)期間，這種危機感變得更加強烈。20 世紀初，中國政治已然處于現(xiàn)代化進程中，在各個重要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國內(nèi)出現(xiàn)了相對自由的思想氛圍，但早期的國民黨并沒有真正建立起自由政治。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種種危機，政治勢力之間已變得兩極分化、相互對抗，沒有任何一方愿意認同“不同意見是有益的甚至是合法的”這一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