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平靜的一年，父親在這一年逝世，他沒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車輪在此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滾滾向前推進的，他也沒有看到，他信中所擁護的那些左的意識形態(tài)理念，包括“小我為大我犧牲”，包括“必須以革命手段改造舊社會”，后來帶來多么大的災(zāi)難與悲劇。1955 年的肅反，1956 年的告別市場經(jīng)濟的全盤社會經(jīng)濟改造，1957 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1959年到1962年發(fā)生的奪去了數(shù)千萬人生命的大饑荒，1962 年的強化階級斗爭，1963后的思想肅清運動，1966 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一切的發(fā)生，無不與“以革命手段”取代“舊社會”的“左”的思想的膨脹有關(guān)，無不與“砸爛舊世界”“大我高于小我”的激進烏托邦思想體系有關(guān)。到了“文革”，這兩種左的思想發(fā)展到了極致，所謂的破舊立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所謂的“只有砸爛舊世界，才能迎來新世界”，全是這一邏輯的進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邏輯，恰恰是他在信中誠心誠意要大家想通的邏輯。

許多家人都說，父親一輩子潔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強的、有時是過分的自尊心，舊軍人的習氣很重，以他的個性，他肯定過不了后來的思想改造這一關(guān)，更過不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關(guān)。歷史變化太快，他肯定會跟不上這個他想跟上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