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的種族主義為常見的種族優(yōu)越論增加了一些格外齷齪的轉(zhuǎn)折，然而納粹主義距離其他種族主義也沒有十萬八千里。也許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問種族主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何以那么風行，而應該留意種族主義的形態(tài)。歐洲的反猶主義就是一例。以歐洲人如何極盡巧思來仇視猶太人為主題，可以寫成一部可觀的歐洲文化史箋注。不必回溯太遠，從德雷福斯事件就能看到滿足三教九流的各色各樣反猶主義，從德拉蒙德(Drummont)之流思想打手對猶太人的粗俗鞭笞，到巴雷斯(Barres)與莫拉斯這些著名思想家的細膩反猶文化思考，一應俱全。希特勒來自維也納，這是特拉維夫以外世界最大的猶太人城市。反猶的暴民政治是維也納對現(xiàn)代政治藝術(shù)的最大貢獻，在這里，希特勒曾經(jīng)引為角色模范的19世紀末市長盧埃格爾首先發(fā)現(xiàn)，在政治上反猶，是選舉時動員選民大眾的大好法門。就像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張大傘底下聚集了各種彼此矛盾的觀念，反猶主義也有許多彼此完全矛盾的版本。啟蒙運動極盛期間，吉本或伏爾泰反猶，理由是說猶太教是宗教狂熱主義與神學極端傳統(tǒng)主義。反啟蒙的巴雷斯與莫拉斯反猶，理由卻是說猶太人搞大同主義與理性主義。另一種反猶主義也無人不知，這種反猶主義仇視一切猶太人，說猶太人如果不是百萬富翁，就是布爾什維克。納粹只是從以上種種反猶主義再進一步，將猶太人從進化之梯往下推，使他們根本攀不住梯子，變成不是人。這樣，“猶太問題”就可以變成大眾健康或社會衛(wèi)生問題；猶太人不是帶病者，根本就是社會身體里的有害細菌。

在自由主義歐洲的自我形象里，生物學化的社會與政治解釋是個重要成分，論者也習慣以1850～1875年為歐洲對其自身文化必將繼續(xù)進步的信心高潮期。歐洲或歐洲最佳部分今日如此，全世界有朝一日亦將如是。但另外也始終有別具見地者，認為根據(jù)進化主義而來的歐洲優(yōu)越論解釋有其正面，也有其負面。情況好的時候，這些解釋用之甚為順手，情況不好時則有反彈。斯賓塞主義可以視為樂觀自由主義的進步論的極端。斯賓塞主義驚喜于已進化社會那種復雜微妙的社會分化，其中各部分之間的有機合作，只有“奇跡”一詞足以當之。問題是這些有機成長越復雜，就越脆弱，比較不像蘿卜，而像蘭花。在亞當·斯密以來自由主義對國家的看法里，已隱含高度分化的自由主義社會的這種弱點。自由主義想使社會擺脫國家過去無休無止的糾纏而自由運作，素來強調(diào)國家的能事不過擾亂自然的事物秩序。依照19世紀末葉完整發(fā)展的自由主義之見，自然進化的社會復雜分化是一個先進、文明社會的標志，而國家對這種發(fā)展構(gòu)成威脅。申說此見最力者，就是斯賓塞的《人與國家》，及薩姆納的《社會階級間的負債》。

個別部分彼此相異，一個人類社會就會運作，而且運作得最好，就像人體的各個細胞之間有其精細差異。樂觀的進化主義者忘了，有機體會死亡，一具分解的尸體就是社會解體的最佳寫照。將進化等同于進步的有機思想家也忘了，在生物自然界，幾乎所有突變都是致命的。大自然的各種改變，往往是物種死亡的先兆。社會改變何獨不然，如果社會生活是生物生活的自然延伸?

在某一層次上，自由主義頗能因應這些可能性。對高度分化的社會有機體，最明顯的威脅是暴力。掠奪性的暴力是自然界令人不能接受的一面：大多數(shù)生物大多數(shù)時間都在設法吃掉對方。人類的生活應該是有別于此的，因為進化的奇跡，人，能夠反省他的生活，這反省使他明白，人如果能設法節(jié)制其天性的掠食性，遠離可怕原始的吃人習性，最能促進人之生存與繁榮這些自然目的。自由主義者自然而然，認為市場是最好的辦法。市場機制能使人在社會內(nèi)部、社會之間的競爭天性趨于文明化。潘恩與康德是大有不同的思想家，但兩人都很早極言國際自由貿(mào)易的和平本質(zhì)。重商主義的貿(mào)易管制，是一心積貯戰(zhàn)費的黷武君主自然就會采取的政策。商業(yè)共和國，亦即我們今天所說有代議政府的資本主義社會，本質(zhì)上就是愛好和平的。唯其如此，喬治·華盛頓才會在其告別演說中告訴美國，美國大概不需要一般所謂的外交政策。商業(yè)的口號是普世友誼。買家仍然要小心，但現(xiàn)在是小心虧錢，而不是小心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