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資本主義怎么樣？在《資本主義對抗資本主義》一書中，米歇爾·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將我們歸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的一部分，與萊茵河—阿爾卑斯模式相反。威爾·赫頓（Will Hutton）在其《我們所在的國家》（The State We’re In）中將我們界定在兩者之間。我們的經(jīng)濟和美國經(jīng)濟一樣，優(yōu)勢都在于金融服務或者媒體領(lǐng)域。我們沒有那么多法國和德國那種小農(nóng)民和大生產(chǎn)商的特色，在結(jié)構(gòu)上從歐盟中受益。沒錯，我們的大部分貿(mào)易都是與歐盟做的，但是我們最大一部分投資的目的地和來源國都是美國。

社會呢？哈爾西（A. H. Halsey）在2000年的《社會趨勢》（Social Trends）概要中寫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引用了另一段喬治·奧威爾對英國獨特性的著名描述，這次是引自《獅子與獨角獸》（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大鎮(zhèn)上的人們臉上有點疙瘩，牙齒差但彬彬有禮，與歐洲的人們不一樣。”哈爾西說，如今不同了。他根據(jù)社會現(xiàn)實的各類資料總結(jié)出，“英國的生活已經(jīng)與歐洲和北美其他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實際上，在社會現(xiàn)實的測試中，倫敦與多倫多的相似程度肯定要高于倫敦與基輔的相似程度。因此英國所屬的歐洲“類型”并不是這類歐洲國家，而是常常所說的“西方”。

另外，許多“親歐人士”喜歡援引生活方式來證明英國的歐洲化：“看看我們喝的基安蒂葡萄酒（Chianti）和卡布其諾咖啡，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度過的假期，在法國擁有的房子?！爆F(xiàn)在“我們常常掛在嘴邊、家喻戶曉”的名字不再是英王亨利（Harry the King）、培福（Bedford）和埃克塞特（Exeter），而是阿爾塞納·溫格（Arsène Wenger）、熱爾博（P. Y. Gerbeau）和斯文—戈蘭·埃里克森（Sven-G?ran Eriksson）（英格蘭足球隊的新主帥）。但是每個這樣的歐洲化例子都至少有一個相對應的美國化例子。有一個卡布其諾咖啡吧就至少有一家麥當勞或者星巴克。美國電影、美劇和美語是我們流行文化的主要甚至是主導部分。

你可能會說，在21世紀初，這只是歐洲化的一部分。這種美國化也是一種所謂的歐洲現(xiàn)象。從許多方面來說，確實如此。但是在英國特別嚴重，我們美國化的方式與歐洲大陸不一樣。這也不單單是我們與美國的關(guān)系所致。在1990年的一次哈里斯民調(diào)中，英國人被問到他們喜歡到哪個其他國家住。50%以上的人提到了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或者新西蘭。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分別只獲得了3%。這絕對是某種態(tài)度的證明，多了一個小小的語義指示。談到美國的時候，許多英國人會用一個詞組：“池塘的那一邊?！薄俺靥恋哪且贿叀薄坪醮笪餮缶拖褚粋€放鴨子的池塘，美國就在鄉(xiāng)村草坪的另一邊。從某種語義上來說，英吉利海峽比大西洋還寬。

雨果·揚堅持認為這都太過時：依然與丘吉爾所謂的“說英語的民族”相提并論的身份正在變淡，畢竟在美國，西班牙裔的人越來越多，盎格魯血統(tǒng)不再那么純正。他寫道：“盎格魯—美利堅主義必須在這個歐洲國家停止阻礙歐洲意識的興起?！痹谖铱磥?，這種說法站不住腳、不現(xiàn)實，可能也不可取。我贊同羅伯特·坎昆斯特（Robert Conquest）的看法，他寫道：“在西方，幾個世紀以來，在無政府狀態(tài)和專制統(tǒng)治之間開辟并保持中間道路的還是說英語的國家?！边@話聽起來有點沾沾自喜，但是在我看來，作為一種歷史概述似乎相當真實。這是我們的身份重要而積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