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歲那年，我發(fā)現(xiàn)我被南非政府視為恐怖分子，當時我正流亡海外，在南安普敦大學（Southampton University）法律系執(zhí)教。我受邀參與一場在耶魯大學當代歷史系舉辦的會議，但無法取得美國簽證。為什么呢？因為我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常被簡稱為ANC，即非國大），一個由曼德拉所領導的團體，而他曾是以推翻南非種族隔離為目標的“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又稱Umkhonto We Sizwe）[1]的總指揮。因此，盡管我在英格蘭是個安分守己的法律教授，但就我參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我是恐怖分子。幸好，幾個月后，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治游說團在華盛頓占了上風，勝過南非政府雇用的游說團。美國國務院修改政策，于是我就從恐怖分子的名單上除名了。

“恐怖分子”這個標簽之所以惹人憎惡，并不僅因為它是個污名。在南非，成千成萬的人因為被視為恐怖分子而遭受駭人聽聞的對待。由于被當做恐怖分子，我們可以不經(jīng)審判就被拘禁，單獨囚禁，無法與家人、律師或任何人聯(lián)系。什么理由呢？理由是有關當局正在對抗“恐怖主義”，對抗它們對南非進行所謂的全面開戰(zhàn)。而他們同時也會牽扯蘇聯(lián)帶來的威脅，與各種各樣的危險禍害，諸如“黑禍”與“紅禍”，以及當中國崛起時，“黃禍”的說法也隨之出現(xiàn)，通過這些把他們以反恐為名的自我防衛(wèi)正當化。然后他們便恣意將我們從家里與工作場所押走，關進大牢。

此時要保持勇敢真是不容易！大禍尚未臨頭之前，你可能會單純地以為，倘若你被監(jiān)禁了，就抬頭挺胸、保持信念，然后誓死不屈。現(xiàn)實則完全不同。你被困在小小的水泥方塊里。你一下瞪著你的腳趾，一下又瞪著墻壁。再瞪著腳趾、再墻壁、再腳趾、再墻壁，你不知道這到底要持續(xù)多久才會結束。你不知道能做什么，也沒有人可以與你聊天。這不是人該過的生活。人類是群居動物，我們是需要同伴一起過日子的。有些人想考驗自己的意志力，因此花費數(shù)年的時間獨自一個人坐在柱子頂端。我有位朋友是尼姑，她可以做到一兩個月內完全緘默不語。但這是她自愿選擇的結果，她是自己行為的主人。我被獨自監(jiān)禁則是出于被迫，不是讓你借由沉思來陶冶靈魂，而是要透過孤獨來毀滅它。

我仍記憶猶新，我當時是如何試著讓自己有事可做，好讓我感到自己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還有活躍的頭腦與正常的情緒。我曾試著背誦全美各州的州名。我依稀記得我有次背出四十七個州，但我無法把它們寫下來，所以在緩慢地按著字母順序一路往下背之后，我不確定我到底背出了幾個州。我那時兩只手臂都還在，因此我像英文字母J一樣吊單杠。然后我開始唱歌，再次按照字母順序來唱：Always、Because、Charmaine—可說是一套1963年暢銷單曲的私人精選。（順道一提，肯尼迪總統(tǒng)遇刺身亡后，消息立即傳遍世界，但我當時可能是唯一還不知道的人。大概有一周之久，我對此完全一無所知，因為我被監(jiān)禁在一個與新聞隔絕的世界。一直到有個獄警實在忍不住，想把這驚天動地的消息講給一個還不知道的人聽，我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為了讓自己感覺更像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我會唱歌：

我將待在這里，一直待在這里，一年又一年，一直待在這里。在我所熟悉的小牢房里。我會待得好好的，一直待在……

另外，我也喜歡哼著由諾埃爾·科沃德[2]詮釋、帶有中上階層風味的歐文·柏林[3]的曲子來振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