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態(tài)度很快在布爾什維克家庭扎根，并傳染給他們的孩子。根據1925年在各校進行的控制游戲的研究，大多數蘇維埃學生認為，黨員的地位理所當然應高于社會其他成員。兩個男孩發(fā)生糾紛，如果留給孩子們自己決定，他們通常支持父母是布爾什維克的男孩。該研究顯示，蘇維埃學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價值觀的重大變化，以新的等級制度，取代了曾在勞工階層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黨員的孩子滋長了明顯的權利意識。在一次控制游戲中，孩子們在玩火車，男孩想要開車，不愿等待一個小女孩上車。那女孩卻說：“火車會等我的，我丈夫在GPU[政治警察]工作，我也在那里上班?！彼巧匣疖嚭?，還要求獲得免費車票。[54]

這個自封的精英階層，其資格是“共產主義道德”。布爾什維克把自己定為政治和道德的先鋒隊，其救世主式的領導意識，要求其成員證明自己擁有這個資格。作為精英，每一名成員必須證明，自己的私人行為符合黨的利益和信念。他還要顯示，自己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擁有比群眾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覺悟，誠實守紀，工作勤奮，無私奉獻。這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道德體系。布爾什維克拒絕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斥之為一種“資產階級壓迫”。相反，它要求一切相關的道德問題，必須服從于革命需求。一名黨的理論家在1924年寫道：“在階級斗爭中有助于無產階級的就是道德，有害于無產階級的就是不道德。”[55]

信仰是每一名“自覺的”布爾什維克的道德關鍵，使之有別于為私利而加入共產黨的“野心家”，信仰又是問心無愧的代名詞。黨的清洗和做秀公審（show trails），被用來探索被告的靈魂深處，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坦白被視為內心的真實暴露，所以非常重要）。此外，信仰是一個公共問題，并不屬于私人。也許，這與東正教傳統的公開懺悔有關，卻與西方基督教的私下懺悔大相徑庭。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與自己內心的對話，但共產主義道德對此是不予承認的。1917年之后，這種意義上的俄語中的“良心”（sovest）一詞，幾乎從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覺悟或能力，達到對世界的較高級別的道德判斷和理解。它在布爾什維克的話語中還表明已經獲得道德革命的較高邏輯，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56]

當然，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能詳細了解黨的思想。對普通黨員來說，只要參與日常的實踐儀式便已足夠—誓言、歌曲、儀式、崇拜、行為準則—猶如組織起來的宗教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黨的學說是所有追隨者的信條，集體作出的判斷就是終極的正義。如果領袖指出某黨員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黨下跪，歡迎黨的判決。如果為自己辯護，無疑是對黨的意志抱有異議，是罪上加罪。這解釋了為何這么多布爾什維克，即使是無辜的，也在清洗中認命。布爾什維克領袖尤里·皮亞特科夫，1927年作為托派而遭開除。過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對話，對這類人的心態(tài)有所披露。皮亞特科夫為了能夠重返黨內，決定放棄許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責他已變成一個懦夫。但皮亞特科夫辯解，這僅僅表明：

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隨時準備放棄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早已把自己的個性徹底融入“黨”的集體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拋棄自己的意見和信念……如果黨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57]

皮亞特科夫改弦易轍得如此徹底，然而像其他“叛徒”一樣，再也沒贏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1936年，斯大林下令再次將他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