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周都會接待從農(nóng)村來的老漢，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祖祖輩輩都在一塊荒涼的土地上勞作，現(xiàn)在他們被驅(qū)逐出了這塊土地。我們每周都接待老嫗，她們以釀造非洲啤酒作為她們微不足道的收入的一種補貼，而現(xiàn)在她們卻面臨著被判處監(jiān)禁或被罰她們支付不起的款項的困境。我們每周都會接待一些委托人，他們在同一座房子里已經(jīng)住了好幾十年，但是，現(xiàn)在那里被宣布為白人居住區(qū)，他們被迫在沒有任何補償?shù)臈l件下離開自己的房子。每天，我們都會聽到和看到普通非洲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性事件。

奧利佛有驚人的工作能力。他在每一位委托人身上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并不是因為專業(yè)上的問題，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有無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他完全進入了當事人的案情和生活之中，被群眾的困境，即作為一個群體的困境和單個人的困境所觸動。

我很快認識到，“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wù)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這是一個他們可以隨時進來并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場所，一個不會被拒絕和欺騙的場所，一個他們可以實實在在地為有與自己膚色相同的代表而驕傲的場所。這是我當初選擇當律師的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覺自己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我常常一上午處理五六個案子，整天在法院里進進出出。有些法院對我們很客氣，而有的法院則對我們不怎么尊重。即使是我們準備充分，經(jīng)過論戰(zhàn)打贏官司的時候，我們也始終很清楚，無論我們作為律師工作做得多么好，我們也不會成為監(jiān)察員、地方法官或法官。盡管我們在與能力不比我們強的官員打交道，但是，他們的權(quán)威卻是建立在他們的膚色基礎(chǔ)之上并因他們的膚色而受保護的。

我們常常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白人證人常常拒絕回答黑人律師的質(zhì)詢。地方法官并不指責他們藐視法庭，而是重復提出他們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我例行公事地讓警察到庭，向他們提出質(zhì)詢。盡管我能當場抓住他們說話前后不一致和撒謊，但是，他們絕不把我放在眼里，他們認為我只不過是“黑人律師”。

我記得有一次，一開庭我就被要求確認身份，這本是一個慣例。我說：“我是納爾遜·曼德拉，是當事人的辯護律師?！钡胤椒ü僬f：“我不認識你，你的執(zhí)照在哪里？”營業(yè)執(zhí)照是鑲在框子里并掛在墻上的證書，并不是律師隨身攜帶的一種文件。這就像是要求人出示大學學位證書一樣。我請求地方法官開庭，到時候我會提交我的營業(yè)執(zhí)照。但是，地方法官拒絕聽案情，甚至讓一名官員趕我出去。

這顯然違反了法庭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這件事最終被上訴到最高法院，我的朋友喬治·畢佐斯律師出庭為我辯護。在聽審會上，首席法官批評了那位地方法官的違規(guī)行為，并責成另一位地方法官審理那個案子。

雖然我是一名律師，但也不能保證受人尊重。有一天，在我的辦公室附近，我看見一位白人老太太的汽車被夾在兩輛車中間，我立即走上前去幫助她把車推出來。說英語的老太太轉(zhuǎn)身對我說：“謝謝，約翰?！奔s翰是白人用來向任何不知姓名的黑人打招呼時的稱呼，然后她遞給我一枚6便士硬幣。我很客氣地拒絕了。她又一次強塞給我，我又一次謝絕了她。她大聲說：“你拒絕6便士，是想要1先令，對不對？但是你撈不到！”她說完后，把錢扔在地上就開著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