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制度安排帶來許多新氣象。但是舊制度的某些方面還會茍延殘喘，好像沉重的裹尸布籠罩著新時代。誰也沒有那樣的魔杖，可以讓新制度的設計者手執(zhí)著揮舞、嘴里念叨著“嘿，快變”，就會把南非在一夜之間變成到處流淌著鮮奶和蜂蜜的天國。持續(xù)半世紀之久并以殘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強的種族隔離制度的余毒，還會在今后的很長歲月中影響著我們。

許多南非人都對種族隔離有著可怕的記憶。他們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維爾大屠殺。人們對通行證法進行和平抗議示威，警察驚慌失措，向人群開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許多是在逃跑時被擊中了背部。人們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韋托起義。手無寸鐵的學生在反對將阿非利卡語定為授課語文的抗議游行中被射殺。（阿非利卡語被視為壓迫者和種族隔離執(zhí)行者的語言，因為1948年實行種族隔離制的國民黨絕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語。）還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間神秘死亡的人。當局稱這些人自殺了，有的用皮帶上吊了，有的洗澡時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則從牢房或審訊室跳窗自殺。這些話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卻根本無法讓黑人相信。我們還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殘而死。黑人覺醒運動年輕的學生領導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據(jù)說1977年9月，他在和審訊者發(fā)生不可思議的無理爭吵時，以頭撞墻。史蒂夫被赤身裸體用警方的卡車驅車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亞，據(jù)說是要接受治療，可是到達不久他就死了。誰也沒有解釋為什么不能在他被監(jiān)禁的伊麗莎白港對他進行急救，或者為什么必須讓他赤裸著處在昏迷狀態(tài)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亞。

人們記得1985年在夸祖魯―納塔爾省阿曼澤姆多蒂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購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彈，在忙著圣誕節(jié)采購的人群中爆炸，死5人，傷60多人。還有1986年的瑪古酒吧爆炸事件。羅伯特·麥克布萊德和兩個同伙在附近安放了汽車炸彈，死3人，傷69人。據(jù)說這是以鄰國博茨瓦納為基地的非國大武裝派別“民族之矛”首領下達的命令。

許多南非人看到用所謂“項鏈”酷刑殘忍地將人處死時，無不感到惡心。施刑時將灌滿汽油的輪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點火。這種可怕的處決方法是城里支持非國大的“同志”們用來懲治“叛徒”即被懷疑和國家合作的那些人的，也被用在交戰(zhàn)的各派解放運動的自相殘殺上，比如被禁的大部分由非國大的同情者組成的聯(lián)合民主陣線（UDF）和主張由史蒂夫·比科發(fā)起的黑人覺醒運動各項原則的阿扎尼亞人民組織（AZAPO）之間的爭斗。令我們無比震驚的是，人，年輕人，居然能圍在這樣一個痛苦掙扎的人周圍起舞。種族隔離既剝奪了實施者的人性，也剝奪了受害者的人性。在這一點上，種族隔離做得真是太成功了。

人們?yōu)?983年5月比勒陀利亞教堂街上的屠殺所震驚。巨型炸彈在南非空軍總部外爆炸，死21人，傷200多人。非國大宣布對此次爆炸負責。最晚近的則是1993年7月開普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殺。在那次襲擊中，泛非大會（PAC）—即1959年脫離非國大的解放運動—兩名成員沖進星期天的禮拜儀式，用機關槍殺死了11名教徒，傷56人。在這場城市游擊戰(zhàn)中，似乎已經(jīng)無所謂神圣可言。

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暴行充斥于我們的歷史，各方面都認為我們應該認真對待這段歷史、這段過去。我們不能裝作這一切并未發(fā)生，許多事情人們還記憶猶新。

實際上，對于向新的制度安排過渡時我們是否應該有效處理既往歷史的問題，并不存在異議。不，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而在于如何處理仍歷歷在目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