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懲罰性司法中，毫無人情味的國家在施行懲罰時幾乎不為受害者，更不要說為罪犯著想，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司法形式。我認為還有另一種司法，即作為非洲傳統(tǒng)法學特點的恢復性司法。它關注的重點不在報復或懲罰，而是本著烏班圖精神，療治創(chuàng)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系。這種司法力圖救助的不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們應該得到機會重新融入因其行為而被傷害的社會中。這種方式將犯罪行為視為發(fā)生于人們身上的事情，其結果是關系的破裂，因而更富人情味。我們可以說，司法，恢復性司法，是在尋求撫慰、寬容與和解中伸張正義的。

一旦符合法案規(guī)定的條件，大赦立即生效，罪犯的刑事和民事責任，連同國家對公職人員的責任，同時一筆勾銷。大赦產生的是好像犯罪行為從未發(fā)生過的效果，因為犯罪行為的法庭記錄將是白板，一張白紙。這意味著受害者失去向罪犯索取民事賠償?shù)臋嗬?。要求受害者付出如此代價的確過分，但是使我們從壓迫到民主實現(xiàn)較和平過渡的談判者認為，這是我們的民族必須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價。

我們的自由代價高昂。但要正確計算這一代價，我們應該比較一下我們所享受的高度穩(wěn)定和前蘇聯(lián)在進行類似的變革時經歷的劇烈動蕩和騷亂，更不要說前南斯拉夫的可怕屠殺和不穩(wěn)定了。國際社會正在追究前南斯拉夫一些人的滔天戰(zhàn)爭罪行。大部分種族隔離制度下違反人權行為的受害者，都有其默認的代表為他們講話?？紤]到當時的形勢和現(xiàn)實，他們一般都會接受其代表作出的決定，認為那應該是達到其愿望的最好決定了。

1999年1月，我在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教堂向很多人介紹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像其他類似的集會一樣，有人情緒激動地對我說司法有其道德要求，而我們的進程損害了這一點。他強烈認為（我猜想，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也同意他的觀點），從道義上講，這樣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本身作出，而不能是別人，無論其動機如何崇高。我希望我當時在這一點上給予了令他滿意的回答，即那些為實現(xiàn)和平過渡而進行談判的人，在解放運動的代表團中有人自身便是邪惡的種族主義的受害者。許多人曾被拘留、騷擾、監(jiān)禁、拷打和流放，而這一切發(fā)生之前，他們都遭受過各種形式的種族隔離的不公和壓迫。他們可憑親身經歷講話。例如，直到難以忘懷的1994年4月，他們所有人都被剝奪了選舉權：直到那一天，他們從未在生身的祖國投過一次票。他們遭受過極不公正的通行證法的侮辱，看到自己的人民流離失所，像垃圾一樣被大規(guī)模強制遷徙計劃扔掉，無數(shù)人受到極大的傷害。因此，我可以向那位提問的猶太人保證，談判者并非自以為是，而是在訴說他們和親人的親身經歷。

大選結果揭曉時，這些談判者不僅沒有被指責未能反映選民的意見和態(tài)度，反而得到了廣泛支持，贏得了大選的壓倒性勝利，使非國大執(zhí)掌了民族團結政府。同樣是這些人—現(xiàn)在已是當選的代表—給我們帶來了新憲法，并根據(jù)憲法通過法案，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不是什么理想主義新星的杰作，而是老成務實的政治家的功績。他們常常眼睛盯著下一次大選，一般不會做出疏遠選民、讓自己下臺的事。這些政治家是在曼德拉和他的繼任者姆貝基的領導下運作的。如果他們在法案上的行動有悖選民的情感，這早就該反映在民意測驗中。真相與和解進程進行三年后，歷經無數(shù)引起爭議的大赦決定，在對政治領袖的民意調查中，曼德拉仍贏得了80%的高分，姆貝基則為70%。（他們最強的對手僅得30%。）這說明，盡管選民因為壓迫時期之后的第一屆新政府未能兌現(xiàn)其全部承諾，自然會感到失望，但是非國大仍然得到了認可。最近，支持建立委員會的政黨在1999年的大選中贏得了90%的選民。用我在倫敦國王學院的老師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來說，“這樣斷言不無道理”，即那些參與談判并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人，實際上完全有資格代表受害者而且得到了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