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費恩：也許正是在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與經(jīng)典的田野調查科學的區(qū)別。在田野調查科學中，能夠出版發(fā)表的著作中，典型的理想材料最好源于同一背景，最好還能與其他調查階段中獲取的材料做比較。在我們的專業(yè)中——在鮑辛格身上尤其明顯——會看到資料的持久性：這些資料再次出現(xiàn)，在另外的觀照角度下再度出現(xiàn)，那些自家制作的、源于經(jīng)驗的材料也會再次被派上用場。簡言之，曾經(jīng)搜集來的老資料，會在新的理論觀照下、帶著新的問題意識、從新的出發(fā)點而升入璀璨的學術星空。在鮑辛格的圖賓根工作室里，也可以看到這一原則在空間上和物化上的映照。他諸多的檔案盒、檔案夾保存了各種大體上歸類了的材料，它們給人的印象是這里是個開放的檔案館，這些物品——摘錄、筆記、圖片——在一個大分類系統(tǒng)中保存著，隨時都可以被調出來、被重新利用。

鮑辛格：其實在很多情況下，總是有新材料出現(xiàn)。很多檔案夾里的材料我只用過一次，它們就再也沒被派上用場。有時候可能是因為我太著急，沒有找到正確的紙片。更多的情況是，因為是新的研究角度。這又與我們民俗學專業(yè)范圍的大幅度擴展有關。這當然也不是說，我們能夠在沒有任何前提的情況下，就可以繞過舊的、進入新的領域。我想到的不光是操作上、方法上的前提，也包括很多具體的知識和經(jīng)驗。我相信，這里可以看出人類學民族志研究與我們的區(qū)別。在他們那里對象的陌生性更重要。至少在經(jīng)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研究者要經(jīng)過長時間駐留在當?shù)夭怕卣业椒较?。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更看重與研究對象的“近”。

徹費恩：通過討論工作方式，我們正在接近日常生活研究的根本及其所遇到的問題。這非常好，因為我們不能對日常生活研究的認識論前提避而不談。無論誰進入“理所當然之事”的世界去做研究，他（她）總是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將自身與研究對象聯(lián)結在一起。這也讓我們民俗學與經(jīng)典的人類學和歷史學相區(qū)別。人類學在研究范式的意義上，將自己表述為對空間上的陌生者或有距離者的文化研究。歷史學與研究對象之間有歷史上的距離。毫無疑問，我們得承認，在每一部反思性的歷史描述中都能看到歷史在寫作者自身社會中的后續(xù)影響，研究者的知識前提也在起作用。歷史學因為其對象在時間上的陌生性，還是與研究對象拉開了距離，其目標一直是理解式地去接近對象。在對自身的文化學關照中，首要步驟是先離開對象，以便還能反觀式地去接近它。如果我們的研究對象是自身文化的日常生活，研究者自身就是這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置身于同樣的社會意義世界之中。我們就以這種方式與研究對象——一個題目、一個研究設問或者日常世界中的某些問題——捆綁在一起。

鮑辛格：我當然也知道需要對距離太近保持警惕。它帶來的危險不僅僅表現(xiàn)為，可能會對研究施加主觀影響甚至操縱研究程序。預先知識的作用也可能如偏見一樣，會阻礙新的角度和認識。不過這種危險是可以控制的?？偟膩碚f，離研究對象近些會更美好些，也更有用些。

柯尼希：看鮑辛格的全部作品，也許可以這樣說，大部分研究中對日常生活的靠近，其出發(fā)點在于去認識當前狀況的歷史性并讓它們清晰凸現(xiàn)出來。對于很多被討論的題目，您除了追問日常生活的理所當然以外，也在試圖去追尋這些現(xiàn)象和做法的歷史軌跡。我想到的是您2003年的論文《糾纏·窮追不舍·調情戲謔》（Bausinger，2003）。在我看來，它非常精細地嘗試著將當今的約會形式引入歷史的發(fā)展脈絡之中。也有很多題目，當我們從文化學角度去丈量日常生活中尚未被發(fā)掘的層面，往往會落腳于將當代日常行為方式歷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