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根·凱利自稱是千禧一代，是美國的80后。她2004年加盟Facebook，2013年退出，馬上于5月18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發(fā)表文章《亞里士多德不會在Facebook上和你交友》，批判社交媒體的膚淺。

她在文章中指出，Facebook的用戶平均有142個好友，有的甚至好友多達500個。但她的父親和爺爺都告訴她：一生中真正的朋友用五個手指頭就可以數過來。如今的社交媒體，真能讓年輕一代擁有那么多朋友嗎？在她看來，這種網絡好友絕大多數屬于虛擬。

她回到亞里士多德對于友誼的論述。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友情需要一定程度的愛才能成立。但是，我們有誰真正熱愛Facebook上的好友呢？恐怕很少。但是，我們花同樣的甚至更多的時間，去追逐那些我們很少接觸的好友，冷落的則是我們所愛的人。亞里士多德稱這種追逐自己并不熟悉的人的友誼，往往是被有用的動機所驅動，是商業(yè)性的動機。我們經常聽到“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個朋友多條路”等，講的都是這類的友誼，或者說是虛擬的友誼。

這讓我想起2013年的幾起惡性事件，先是復旦大學醫(yī)學院的林某投毒殺死了室友黃洋，據說是因為室友之間因為分攤水費的問題反目，事前林某和黃洋都到社交媒體上取消了彼此的好友關系。接著又有一個學校的學生回宿舍敲門，僅因室友開門晚了，一怒之下竟把對方捅死。有網友分析，遲遲不開門的室友一定是在那里玩游戲欲罷不能。諸如此類同室操戈、相煎太急的案例不斷發(fā)生，一時間網絡上掀起了“謝室友不殺之恩”的浪潮。當然，這些偶發(fā)事件缺乏統(tǒng)計學的意義。但馬上跟進的調查顯示，近七成大學室友鬧過矛盾，據稱主要原因是生活習慣不同。當然，這樣的調查，恐怕都有樣本不夠、方法不規(guī)范之嫌。但是，我們憑借各種渠道的信息，大體還是能夠感受到，當下這代年輕人同室操戈的問題確實相當嚴重。否則，公眾對此根本不會關注。

這也讓我想起自己1979至1983年間上大學時的情景。當時我們六位室友，分別來自山西、內蒙、河南和北上廣，年齡從32歲到17歲不等，農村城市各半，有應屆生，有工人，也有下放的“現行反革命”。要說生活習慣，按理比現在背景越來越單一的大學生之間的差異大得多。然而，四年之間，大家生活在那么小的空間，氣氛非常融洽，從來沒有出現過大問題。30多年下來，五個手指頭數得出來的朋友中，絕對有室友的位置。今天的年輕一代究竟怎么了？

當然，我必須注意不能一竿子打死一代人。這里必須指出，我所討論的僅僅是年輕一代中的一部分人，哪一代都有些難以相處甚至反社會的人。我們讀大學時，室友之間的矛盾也并非多么罕見的事。但是，不同時代的風尚、技術環(huán)境，可能會使那些難相處、反社會的人具有某種時代特點，或使得更多的人變得更難相處。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

在梅根·凱利看來，社交媒體沒有真正的社交，很難結識有價值的朋友，甚至可能使人變得更加自我中心，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隔絕。比如，那些用Facebook的人，更多的不是為了友情，而是自我推銷。這種游戲玩多了，就容易自我膨脹。用威爾斯利學院高中的英語教師戴維·麥卡洛曾在網上大紅大紫的話說：“登山是為了看世界，而不是讓世界看你！”但“自拍的一代”運用網絡，往往是讓世界來看自己。如果幾個室友都是一副讓世界看自己的心態(tài)，不發(fā)生矛盾才怪。

室友之間習慣不同就關系緊張？回想我當年上大學時，作為從來沒有出過北京一步的高中生，一下子突然和那么多背景不同的人一起生活，那豈不是超越自己狹隘的都市高中生活經驗的突破口？這本身就讓人興奮不已！換句話說，那時的自我是幼嫩的、開放的、成長中的，通過和別人的碰撞不斷充實。這是登山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