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國內的報道，被青年猝死的新聞所震驚：有數據顯示，中國每年心臟性猝死的人數多達55萬，即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另據媒體報道，1998年北京市120急救轉運救治的中青年猝死者有80多名，到了2011年猛增至270多名。2012年4月，在深圳，11天之內猝死的病例共16起。這其中14人為男性，2人為女性；其中8人還不到40歲，最小的只有22歲，中青年占了猝死的一半。據南寧市120急救中心統計，同樣在4月，25天里就接到了28例猝死的案例，比往年有明顯的上升趨勢。這28例猝死者中80%是男性，年齡主要集中在30～50歲……

由于目前尚缺乏系統的統計調查和數據分析，我們很難就這些不幸的事件下結論。不過，這么多的案例，遍布全國各地，而且多發(fā)生在中青年男性白領中，這就足以促使我們啟動常識進行分析。

許多觀察家和醫(yī)學專家都指出，這些猝死的人群，大都是因為長時間的工作，節(jié)假日不停地加班，生活壓力甚大，最終力不可支，很像是當年日本高增長時期的過勞死。讀報紙上具體的案例，這些人在高科技或互聯網領域特別集中。再聯系最近幾年一些著名的企業(yè)家的英年早逝，我們不能不聯想到西方所謂的高位壓力的概念。

心理學家們早就注意到，窮人除了生活壓力外，還要承擔巨大的心理壓力。人們一直相信，在脫貧以后，順著社會的階梯越往高爬，成就感、滿足感就越大，心理壓力隨之減少。但是，許多心理學家還發(fā)現了相反的現象，即所謂高位壓力：高薪、豪宅、孩子的名校，這些本來應該增加人們的幸福感，然而事實上恰恰相反，許多人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價。多倫多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斯奇曼研究了來自不同收入階層的1800位美國人，后來又把研究擴大到6000位加拿大人身上。他發(fā)現，那些教育水平比較高、職業(yè)地位比較高、中高收入的階層，往往經受著更大的心理壓力。

這種壓力從何而來？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歸納出三個典型因素：第一，高位者中工作狂特別集中，喜歡沒日沒夜地拼。第二，真有了高位，就有了權力，權力是用來管人的，進而必然引起各種人際沖突。第三，高位者在社會生活上攀比，比如住好房子、開好車、孩子進名校，這些本來是個人的選擇，現在則成了義務，好像不這樣，自己就不是個人物。當然，這三個因素加起來，又形成了另一個也許是更大的壓力：在競爭中想贏怕輸，弦越繃越緊，最后可能斷掉。

以上歸納，當然是基于西方發(fā)達國家有限群體的經驗，未必能用來解釋中國的現象。但是2012年夏天我回國一趟，接觸了不少人，覺得在高位壓力方面，中西方多少有些共通之處。要知道，高位壓力未必局限在身居高位的群體中，那些希望登上高位的人，這種壓力也特別大。比如，在年輕人中往往流行一句話“等我有實力了”，這其實和“等我地位高了”并無本質區(qū)別。這么多人都說同樣的話，反映出強烈的群體期求。這個群體的人工作特別玩命，也是順理成章的。

另外，在中國真有地位的人，以我在一旁默默地觀察，愛?！案呶黄狻钡谋容^多。這未必限于幾個大老板，從城市居民對保姆、食客對服務員的態(tài)度，都可以看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幾乎形成了文化習慣。?！案呶黄狻钡拇鷥r，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嫉恨和沖突，心理壓力的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