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永興

一

今天，當一個新世紀來臨之際，回首二十世紀，人們不禁贊嘆：那是人類文明和科學技術迅猛發(fā)展的世紀。但是，不能忘記，二十世紀亦是災魔肆虐、戰(zhàn)火頻仍的世紀。

半個多世紀前一場慘絕人寰的法西斯戰(zhàn)爭，以史無前例的規(guī)模，令全世界生靈涂炭，社稷丘墟。但經受巨大創(chuàng)傷和苦難的世界各國人民，不屈不撓，奮起抗擊，經歷上千個日日夜夜的浴血奮戰(zhàn)，終于贏得了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史學家們?yōu)槲覀冇涗浟诉@一功彪青史、名垂千古的不朽業(yè)績，文學家們?yōu)槲覀兠枥L了一個個可歌可泣、英勇無畏的動人故事。

一如十九世紀拿破侖的一場侵俄戰(zhàn)爭，使托爾斯泰日后創(chuàng)作出不朽名著《戰(zhàn)爭與和平》，二十世紀的一場衛(wèi)國戰(zhàn)爭，亦使托爾斯泰的后人們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這片混合著愛與恨、血與淚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創(chuàng)作出許多優(yōu)秀的戰(zhàn)爭題材作品，引起千萬讀者心靈上的強烈震顫和共鳴，亦造就了蘇聯戰(zhàn)爭文學的輝煌。

二戰(zhàn)后蘇聯戰(zhàn)爭文學的輝煌，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這場長達1481天、犧牲2700萬人的戰(zhàn)爭，給蘇聯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心靈創(chuàng)傷。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痛，英勇戰(zhàn)斗、為國捐軀的業(yè)績，同仇敵愾戰(zhàn)勝法西斯的勝利喜悅，蘇聯每個家庭都曾經歷過，都給他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霸蔼q應厭膏血，風云長遣動心魂”，一部優(yōu)秀之作足以打開他們的心扉，引起強烈的共鳴。

對作家們來說，四年的戰(zhàn)爭，殘酷血腥而富悲壯正義，征戰(zhàn)亂離更添酣歌芳菲，這為他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chuàng)作源泉。戰(zhàn)爭使人置身于極端惡劣的環(huán)境，去經受生與死、靈與肉的嚴酷考驗。戰(zhàn)爭中有統(tǒng)帥、英雄、勇士，亦會有暴君、庸官、懦夫、逃兵和叛徒。戰(zhàn)爭中既有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有最廣闊的舞臺，最雄壯的場面和最富智慧的軍事謀略、外交斗爭、諜海風云。因此，作家若能恰當把握戰(zhàn)爭中的各種細節(jié)、事件和人物，若能將戰(zhàn)爭與和平、人性與獸性、寬容與暴戾、愛與恨、生與死、善與惡等諸如此類的永恒主題演繹得淋漓盡致，便可以落筆驚風雷，寫出激動人心的作品，催人淚下，發(fā)人深省。

不過，蘇聯作家中，除了庸才和天才，還有一種不安分者，他們除了追求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風格，尋求新的藝術視角，探索與內容相適應的藝術表現手法外，還想去挖掘人在戰(zhàn)爭中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力量，去探索戰(zhàn)爭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內涵和人道主義力量。說白了，就是去做本該由文藝學家、哲學家、軍事家、戰(zhàn)爭史家來做的事情：探索人面對屠殺和死亡時的復雜心理，探討戰(zhàn)爭初期蘇軍一潰千里的社會歷史原因，追究誰該承擔戰(zhàn)爭失利的責任，以及非英雄化、極權主義、社會主義的未來道路等嚴肅而敏感的政治問題。

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在蘇聯，在美蘇對抗的冷戰(zhàn)時期，文藝作品固然離不開政治，然而有時卻是必須退避三舍的。否則，突然不知哪句話講錯了，或者什么地方有違政策，立刻就會被一群批評家甚或意識形態(tài)的主管按倒在地，打得皮開肉綻。顯然，戰(zhàn)爭題材的作品在官方眼里，不單是文藝作品，更是弘揚軍事愛國主義、以英雄人物教育下一代、防止西方意識形態(tài)滲透的重要武器。因此，表面上看，戰(zhàn)爭文學像是一艘豪華巨輪，可掌舵的并非文人。戰(zhàn)爭文學不能自由自在游弋在遼闊的文學海洋，而是被迫駛入一條狹窄的航道。它亦像一棵碧綠蔥蘢的參天大樹，不過常常會有園丁來給它修枝，東修西剪，修剪得那些不安分者沒了脾氣，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如行荊棘。但亦有“修”成正果者，他們不追慕虛名浮利，對時髦不趨之若鶩，不看別人的臉色，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顧，以自己的文化意識和獨立人格寫作，用思辨剖析戰(zhàn)爭，以理性面對政治，將文學看作人學，終于成就超凡脫俗的戰(zhàn)爭名篇，覓得生命、人道、人性的真諦。格羅斯曼的巨著《生存與命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瓦西里·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在中國幾乎是個陌生的名字，他比《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只小四歲，名氣卻比奧氏小多了。不過論才氣和作品的藝術水平、思想深度，格羅斯曼則不知要高出幾許。

格羅斯曼1905年生于受猶太文化影響極深的烏克蘭的別爾季切夫，母親為猶太人。1929年畢業(yè)于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畢業(yè)后他在著名的頓巴斯礦區(qū)任工程師。1932年他將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烏夫》寄給高爾基，征求大師意見，很快便收到高爾基的回信。高爾基指出，他必須克服描寫頓巴斯礦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義，刪除多余的情節(jié)，更合理地組織素材。格羅斯曼似乎茅塞頓開，花費一年工夫進行修改，1934年這部中篇小說在《文學頓巴斯》上發(fā)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在別爾季切夫城》在《文學報》上發(fā)表，高爾基讀到后，邀他見面。格羅斯曼回憶道，這次會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今后的生活道路。

無獨有偶，癱瘓在床的奧斯特洛夫斯基亦于1932年至1934年發(fā)表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兩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說是同時起步，一個經高爾基點撥，一個由編輯加工潤色，但格羅斯曼剛剛起步，奧氏已經在飛躍了。

格羅斯曼急起直追，一連發(fā)表了幾部短篇小說集《幸?！罚?935）、《四天》（1936）、《短篇集》（1937）和中篇《廚娘》（1937），可依然是名文壇小卒。四卷集長篇小說《斯捷潘·科爾丘金》（1937—1940）才使他一舉成名，躋身文壇。這部作品描寫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長過程，但這種題材和手法的作品，當時在蘇聯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作為《紅星報》軍事記者的格羅斯曼一直活躍于前線，寫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獄》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1942年發(fā)表在《紅星報》上，成為蘇聯戰(zhàn)爭文學的經典作品。從衛(wèi)國戰(zhàn)爭到戰(zhàn)后初期，蘇聯作家創(chuàng)作了大量作品，謳歌蘇聯人民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英雄主義和大無畏精神。這些作品無疑極大鼓舞了在戰(zhàn)爭中殊死搏斗、保衛(wèi)祖國和戰(zhàn)后在一片廢墟上重建家園的蘇聯軍民。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內，這一時期戰(zhàn)爭文學的最大特點，是對愛國主義、民族精神、英雄主義的張揚，充滿萬眾一心戰(zhàn)勝德國法西斯的堅定信念和陽剛之氣。這體現了面對滅絕人性的兇惡敵人和國破家亡的嚴峻局面，作為文學家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也是那個時代政治、軍事、社會復雜背景下文藝政策使然。誰也不會在這種時刻寫離經叛道的作品，只有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毛頭小伙，才會不知深淺從前線給友人寫信，暗罵斯大林，使自己受縲紲之苦。

1943年，格羅斯曼開始構思并創(chuàng)作描寫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的長篇小說，第一部《為了正義的事業(yè)》于1952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發(fā)表。這部作品歷時九年完成。這期間世事劇變，戰(zhàn)爭文學亦不例外。如果說，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戰(zhàn)爭文學，單憑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跡，便能滿足浴血奮戰(zhàn)、獲得解放并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大眾的情感共鳴和時代需要的話，那么此時的讀者已經開始了對戰(zhàn)爭的反思，他們要求了解戰(zhàn)爭的真實、人民所受苦難的真實、人類心靈所受創(chuàng)傷的真實。也就是說，要求作家講真話，寫真實。因為唯有在真實平凡中，才能發(fā)現深邃哲理。他們活下來了，不是因為有太多的歡樂，而是因為有許多苦難，這些苦難在他們的掙扎下，都過去了，且從記憶中升華，成為面對未來的泰然和企盼。

九年磨一劍的格羅斯曼，敏銳地感受到了讀者的這種心態(tài)和需要，在《為了正義的事業(yè)》中，他展示了驚心動魄的斯大林格勒車站防御戰(zhàn)，一個營的戰(zhàn)士血戰(zhàn)到最后，無人動搖退卻，無人生還。作品還描寫了希特勒空軍對斯大林格勒瘋狂的八月轟炸和保衛(wèi)城市的紅軍戰(zhàn)士、工人民兵、全體居民的堅韌不拔與悲慘命運。作品一經發(fā)表，好評如潮。同年七月，烏克蘭詩人巴讓去信，向他表示誠摯的謝意，感謝他創(chuàng)作了這樣一部富有人性、思想深邃、不說恭維話的作品。1953年初，一位列寧格勒讀者給他寫信說，最近十年沒有一部作品能像《為了正義的事業(yè)》那樣深深打動她的心。但對格羅斯曼的批判亦接踵而至，1953年2月13日，評論家布賓諾夫在《真理報》上發(fā)表文章，批評小說“除了幾個章節(jié)外，完全是失敗的”、“蘇維埃人的形象在長篇中是蒼白的、順從的、沒有特色的”、“作者力圖證明，是平凡的人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缺乏對這次勝利的組織者——黨的評價”。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蘇聯作協理事會舉行會議，作協總書記法捷耶夫在題為“作家協會工作的某些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格羅斯曼的《為了正義的事業(yè)》宣揚“善惡循環(huán)的反動唯心主義哲學”和“無沖突論”。1954年，作品出版時，格羅斯曼不得不進行了大量修改，但依舊難逃厄運。1956年以后，他的作品不準出版和再版，一個名聲并非十分響當當的作家，從此淡出江湖。要不是政治上的際遇，也許，他真的會永遠在文壇上銷聲匿跡。

三

蘇聯的文化機制非常奇特，一方面愿意頌揚一些人的聲譽，哪怕其作品虛假蒼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也把一些作家視為異類，打入另冊，貶損之，批判之。搖旗吶喊式的頌揚和狂風暴雨般的貶損，都源于一個時期的文藝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趨炎附勢的心態(tài)，與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遭此劫難的不止格羅斯曼一人，然而他既不愿從此擱筆、停止創(chuàng)作，也不愿改弦更張、隨波逐流，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悲慘的結局。

四年的殘酷戰(zhàn)爭，母親及其他親屬在戰(zhàn)爭中遭受悲慘命運，戰(zhàn)后辛勤筆耕卻遭貶損封殺，對一個文化人來說，是最痛苦的，格羅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獨無助之中。但亦正是這難言的孤寂，使他能徹底洗滌人生的喧鬧與浮名，去與長眠地下的親人和戰(zhàn)友對話，探尋真理，挖掘歷史、戰(zhàn)爭、生存和命運中深層次的蘊藉。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對個人迷信的揭露，使蘇聯文學開始“解凍”氣候，亦使格羅斯曼那顆冰冷孤寂的心充滿希望和新的活力，他下定決心，要再次通過文學作品來表達他重新形成的歷史哲學觀。因此，雖然他著手創(chuàng)作的《生存與命運》是兩部曲的第二部，雖然作品的情節(jié)線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為主線，雖然《為了正義的事業(yè)》的主人公除了為國捐軀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說世界中繼續(xù)生活和戰(zhàn)斗，受著生存與命運的煎熬和撥弄，但作品從構思、觀念、手法到整體的思想藝術水平，都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完成了一次飛躍，達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說，作家在《為了正義的事業(yè)中》所要表達的最高思想，是為正義而戰(zhàn)的人民是不可戰(zhàn)勝的，那么在《生存與命運》中，一切要復雜得多、豐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經不是單純地描寫歷史事件，描寫人物的生活和命運，而是在對現實生活和人的生存與命運的根本現象的敘述之中處處綻放著自己的思想之光，以及自己對社會、戰(zhàn)爭、民族、人類命運的獨特見解之光。

1953年至1961年，格羅斯曼在孤獨苦寂中，用這八年時間，終于完成了這部七十余萬字的巨著。四周萬籟俱寂，身邊除了一堆傾注了他全部才華和心血的厚厚的文稿，連個朋友也沒有。他輕輕吁口氣，苦澀地搖了搖頭，閉上疲憊的雙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編輯部，他的《生存與命運》將會有什么樣的命運。他更沒有想到，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后將被譽為“二十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的經典之作，他從真正意義上完成了一次傷痕累累的文化突圍。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來到《旗》雜志編輯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給接待他的編輯，接著便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等待。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魯曉夫執(zhí)政時期，即使是在許多“出格”作品紛紛破土而出的“解凍”氣候條件下，編輯部的編輯、主編們，讀了他的《生存與命運》，還是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牽連和指控，急忙將全部手稿交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令蘇聯人談虎色變的克格勃。格羅斯曼左等右等，等來的卻是克格勃官員的搜查，所有與書稿有關的東西，甚至包括打印紙和打印色帶均被收繳，他的書也再次被禁。

格羅斯曼又一次驚呆了，他的心再次戰(zhàn)栗不已，平日里才華橫溢、文辭滔滔的大作家，面對陌生而權重的政府系統(tǒng)，變得笨拙而毫無防護能力，無法調動他的言辭，做像樣的辯駁。直至后來我們才得知，格羅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給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哆哆嗦嗦寫了一封信，試圖拿點兒正當理由頂頂嘴：

為何要封禁我這部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滿足蘇維埃人精神需求的書，這部沒有謊言和誣蔑，只有真理、痛苦和對人們的愛的書？為何要對我這部書稿采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沒收，并將它當作一個殺人犯那樣予以關押？……倘若我這部書滿紙謊言，那就讓想讀到它的人們，讓我三十年來為之創(chuàng)作的蘇聯讀者來評判吧，讓他們來說說，在我的書中，有的是真理還是謊言吧。但是，讀者被剝奪了用世界上最嚴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靈的法庭、良心的法庭）來評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過去和現在我都希望有這樣一種法庭。

（《文學問題》1988年第十期，第28頁）

上訴書似泥牛入海，格羅斯曼本應該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與命運》上實在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對赫魯曉夫實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滅寂中使自己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升華，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會別人頤指氣使的勇氣和從容，他甚至敢于在自己的書中指出，蘇聯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抗擊法西斯，并非為了斯大林，而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民族，為了戰(zhàn)后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還怕什么？在蘇聯，在俄羅斯，有許多文人決不怕為真理、為百姓而捐軀，但他們卻怕出不了書。格羅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被逮捕，卻在誠惶誠恐、揪心地等待赫魯曉夫的批復中度日如年。1964年，他因癌癥在莫斯科溘然長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遺恨。

亦有消息說，格羅斯曼生前已經得知他作品的命運。據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憶錄透露，赫魯曉夫當時要么沒有閱過格羅斯曼的來信，要么沒有弄清它的實質，總之，沒有給格氏回信。但他透露，當時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曾接見過格羅斯曼，并聲稱：“別再想那部長篇小說，二百年后也許可能出版它。”

另據蘇聯《文學報》1988年7月6日報道，著名作家巴克拉諾夫在第十九屆全蘇黨代會上的發(fā)言透露，蘇斯洛夫曾表示，“《生存與命運》這部長篇小說二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兩人的說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確的，即掌握生殺大權的重要官員實際上宣判了作品的無期徒刑。不過歷史跟蘇斯洛夫開了個極大的玩笑，不到二十年，《生存與命運》便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1982年，蘇斯洛夫本人未能擺脫自然規(guī)律，撒手人寰。1984年作品被譯成德文，1986年英文版在美國發(fā)行，所到之處，都引起轟動和強烈反響。英文版譯者羅伯特·錢德勒在“前言”中稱：“這是本世紀真正的《戰(zhàn)爭與和平》”。沃爾夫·貝克爾在1984年12月3日的《明鏡周刊》上撰文說，“作品令人感動”，格羅斯曼“那種無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欽佩”。羅德納·欣利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1986年3月9日）發(fā)表評論文章指出，《生存與命運》的成功在于作家對“重大主題的高度嚴肅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對歷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1988年，《生存與命運》漂泊二十余年之后終于回到了它的祖國，同蘇聯讀者見面。作品剛在《十月》雜志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轟動和讀者的強烈興趣，人們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雜志。作品共分四期連載，每期印數近三十萬冊，均不到兩天便被搶購一空，買不到雜志者只得復印或手抄，真可謂“洛陽紙貴，萬流景仰”了。讀者紛紛給報刊寫信，贊譽這部令人“潸然淚下”又“激動萬分”的巨著，稱它是這些年來讀到的“最為出色的作品”。圖拉市一位領退休金的老者給《文學報》寫信說：“我記得，當時我怎樣讀完了格羅斯曼的長篇《為了正義的事業(yè)》，怎樣等待著它的續(xù)篇……幸運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為此竟需要三十余年的時間?！保ā段膶W報》1988年第九期）

一場政治旋渦使格羅斯曼沉入了海底，戈爾巴喬夫的一場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又使他浮上水面。是金子總會發(fā)光。歷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藝術是埋沒不了的。

四

生前冷落，死備哀榮，對筆耕終生、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學家來說，這種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命運在蘇聯并不罕見。倒是文藝學界和評論界對《生存與命運》的評價之高，令人側目。不妨引鮑恰羅夫與阿納尼耶夫的兩段評論。

鮑恰羅夫1922年生，莫斯科大學教授，著述甚豐，有關蘇聯文學的研究和評論專著近二十部，1973年更因一部《人與戰(zhàn)爭·戰(zhàn)后軍事散文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思想》聞名遐邇。此次他為《生存與命運》撰寫了幾萬字的后記，并與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相提并論。他說：

我們的評論家們經常嘆息，哪兒有類似《戰(zhàn)爭與和平》，描寫1941年至1945年戰(zhàn)爭的史詩作品？《生存與命運》以及它那強有力的歷史哲學觀點，就是這種規(guī)模的作品。

（《十月》1988年第一期，第129頁）

阿納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戰(zhàn)爭題材作家，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十月》雜志主編，他撰文道：

格羅斯曼是我們時代的偉大作家，《生存與命運》是蘇聯文學的經典之作。

（《文學報》1988年8月24日）

可見，學界對格羅斯曼和《生存與命運》的評價異乎尋常之高。當然，這里所引只是幾段結論性的意見，評論家們自有他們對作品的詳細闡述，無須筆者贅述。

當年，初讀《生存與命運》，我就曾被作者大膽的思想、犀利的筆觸、主人公們催人淚下的悲慘命運和作品史詩般的規(guī)模所震撼。作為研究蘇聯文學現狀的學者，我曾讀過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歸”的蘇聯文學作品，但沒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與命運》具有如此強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戰(zhàn)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規(guī)模。激動之余，我迫不及待欲將格氏的這部作品移譯過來，介紹給中國讀者。但由于某個環(huán)節(jié)上的疏漏，未能將本人在清樣上對譯文所做的詳細校訂予以勘正，以致留下無法彌補的缺憾。十年后，譯林出版社購得此書的版權再版，給了我一個“改正錯訛”的機會。

同樣，這些年來風云際會的國際形勢，尤其是蘇聯的解體和我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獲益匪淺，也明白了許多道理，回過頭來，再重讀《生存與命運》，那感受和體會，真可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當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蘇聯引起轟動和巨大反響，首先因為它是一部“禁書”，是一部被蘇共領導人蘇斯洛夫判處過“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諸腦后，但廣大讀者，就是要看看當年被他“槍斃”的這部書究竟寫了些什么，會讓他如此暴跳如雷。

這也許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讀完全書他們才發(fā)現，原來書中充滿強烈的反思意識，格羅斯曼對歷史，對歷史事件，對戰(zhàn)爭，對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對千百萬人的命運和造成他們悲慘命運的緣由進行了深刻反思，大膽而尖銳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看法。而這些見解和看法并不是作家在當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情況下才提出來的。于是乎，作家非同凡響的歷史哲學觀點，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氣，他完成作品后的不幸遭遇，都激發(fā)起讀者對他的崇敬之情和對長篇的“狂熱”興趣。

實際上，光有這兩條還遠遠不夠，它依舊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繽紛，轟動一時，隨即煙消云散，無法光耀人間，無法在俄羅斯廣袤大地上長存和平文明的火種。只有像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那樣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才能讓歷史成為一面鏡子，才能讓道德價值在文化中積淀，才能讓人民產生凝聚力去爭取和平、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那么，格羅斯曼如何呢？他能不能將1941年至1945年的那場戰(zhàn)爭，寫成類似《戰(zhàn)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作品？可以說，他做到了?！渡媾c命運》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結構宏大，線索細膩，人物豐富，氣勢恢宏，具有真正的史詩規(guī)模，“最接近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中所堅持的俄羅斯史詩傳統(tǒng)”（鮑恰羅夫），堪稱二十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

五

本書的基本情節(jié)框架，是震驚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戰(zhàn)。一場九十天的保衛(wèi)戰(zhàn)和一百小時的大反攻，悲慘壯烈，艱苦卓絕，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保盧斯兵團，從瘋狂進攻，到被迫防御，最終全軍覆沒，成為衛(wèi)國戰(zhàn)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點。

在這場關系到國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戰(zhàn)爭面前，敵我雙方，與其說是兵力、武器、裝備的較量，不如說是人心、士氣、精神的較量。作品充分顯示了蘇聯人民在這場反對法西斯暴力和奴役的生死之戰(zhàn)中，表現出的英勇氣概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這種氣概和精神是勝利的源泉，每位戰(zhàn)爭題材作家必得大書特書，格羅斯曼自然也不例外?！捌ぶ淮?，毛將焉附”的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的。但是，在為誰而戰(zhàn)的問題上，過去戰(zhàn)爭小說中常見的那種蘇軍將士振臂高呼“為斯大林而戰(zhàn)”，沖向敵陣的場面，在《生存與命運》中卻蕩然無存。九十天的巷戰(zhàn)，在斯大林格勒的街壘上殺得天昏地暗。一座孤樓，四面被圍，與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系，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堅守孤樓的是一支“雜牌軍”，有上了年紀的工人民兵，有突出重圍的散兵游勇，有剛畢業(yè)的軍校學生。領隊的是個上尉，但大伙兒都叫他“樓長”。這里管理松懈，沒有上下級的尊卑，不做戰(zhàn)斗動員，不記戰(zhàn)斗日志，不向上級匯報，吃的是爛土豆，喝的是鍋爐水。他們都曾經歷過種種悲慘命運，帶著生活的創(chuàng)傷，心里卻裝著對親人的思念和對未來的憧憬，默默忍受著死亡的威脅，打退德軍一次又一次的突襲，最后在總攻開始時，被瘋狂突圍的德軍坦克和重炮連人帶樓一起摧毀。幸免于難的只有一老兩少和一個偵察員。“樓長”在總攻前夕，以戰(zhàn)時不合時宜地談情說愛為由，命令一對熱戀中的青年男女，通過新挖的地道去團部接受處分。老民兵想念這對青年，“樓長”同意他去探望并讓他跟偵察員一起去，實則讓他們走出了死亡。

在托爾斯泰看來，拿破侖就是戰(zhàn)爭，而俄國士兵則是和平。在格羅斯曼看來，希特勒是戰(zhàn)爭，千百萬普通蘇軍戰(zhàn)士是和平，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戰(zhàn)爭的反對者和拯救祖國及俄羅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他們的精神支柱，不是道德規(guī)范、行為準則、戰(zhàn)斗條令、行政命令等社會性的行為模式，恰恰是最不顯眼最平凡不過的人的情感與品德，是父母兄弟子女間的親情，是純真的友誼和愛情，是正義感，是愛國心，是良善，是樂于助人和勇于獻身。他還相信，這一切似乎不是任何經濟體制、政治理論、社會變革、宗教信仰所能替代的。某種程度上，這恰恰與托爾斯泰的思想不謀而合。

從前方到后方，從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從希特勒的集中營到盧布揚卡監(jiān)獄，從烏克蘭農舍到喀山，凡是有人的地方，格羅斯曼都在演繹一段段動人心扉的故事。

斯大林格勒發(fā)電廠的老廠長，將一批批工人疏散到后方，自己卻日夜守衛(wèi)著被炸得只剩下一堆斷垣殘壁、廢銅爛鐵的廠房，始終在地下室里與女兒為伴。女兒已有身孕，但就是不愿撤離，天天冒著危險上大路口，望穿秋水等待她朝思暮想的孩子的父親，而她的伴侶早已在空戰(zhàn)中陣亡。

戰(zhàn)前與妻子離異的營政委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身受重傷，轉入后方后卻遭逮捕，原因是戰(zhàn)爭初期他曾在烏克蘭森林和白俄羅斯沼澤地奇跡般率領部分戰(zhàn)士突出德軍重圍生還。前妻得知消息后義無反顧、不怕牽連，趕到盧布揚卡監(jiān)獄探望他。人的感情就是這么復雜，夫妻不和，可以離異，但當一方受到冤屈，身陷囹圄時，另一方卻忙不迭地去看他，想分擔他的痛苦，在常人眼里豈非不可思議。

更不可思議的是一個女軍醫(yī)，人到中年，依然單身，在前線負重傷被俘，送往納粹集中營，一路上呵護一個素不相識、孤苦伶仃的猶太男孩。毒氣室里，兩人相互擁抱，雖幾度被驚慌的人流沖散，但最終小男孩還是得以在女軍醫(yī)的懷中安然死去。彌留之際，她感到無比幸福，因為她終于當上了母親。災難，對常人來說也許只是災難，但對女軍醫(yī)來說就不一樣，在孩子面前，她像慈母般安詳。那甜絲絲的殺人毒氣終究無法阻止她去尋求生命的底蘊。

這樣的故事在書中比比皆是，遠非我的一支禿筆所寫的那樣簡略、粗糲。但是，我們即將看到，作者對善和惡有著超乎常人的深刻理解，他說：

人的歷史不是一場善極力戰(zhàn)勝惡的大戰(zhàn)，人的歷史是一場強大的惡極力把人性的種子碾成齏粉的大戰(zhàn)。但如果今天人性沒有被扼殺，那么惡已經不能取勝。

是的，在人類歷史上，惡常常顯得十分強大，相比之下善總是那么纖弱。血流成河也好，生靈涂炭也罷，最終失敗的總歸是惡，因為它太過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的情感和品德的力量。而恰恰是這些亙古不變的因素的存在，恰恰是人類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人類的歷史才得以延續(xù)，社會才得以進步和發(fā)展。

六

格羅斯曼不是從斯大林格勒城里的激烈戰(zhàn)斗，而是從德國法西斯集中營里的腥風血雨開始他的《生存與命運》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最黑暗的一章，希特勒法西斯冒天下之大不韙，把世界變成了人類的大屠宰場。軍用列車晝夜不停開往死亡營和集中營，大批大批的戰(zhàn)俘、猶太人和老弱婦孺被驅趕進一座座歐洲的新城市，那里有自己的街巷、廣場、棚屋，有自己的市場、工廠、火葬場、焚尸爐和毒氣室。作者寫道：與這些集中營相比，與焚尸爐上方令人觸目驚心的深紅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監(jiān)獄顯得多么幼稚，甚至帶點溫和而淳樸的味道。

格羅斯曼以顫抖的手，寫下了法西斯滅絕人性、令人發(fā)指的種種暴行和主人公們悲慘痛苦的命運，真可謂“滿紙傷心淚”。但是，更令他心痛的，是在集中營的審訊室里，納粹小頭目居然大言不慚，將忠誠的老布爾什維克稱為“同類”。面對納粹分子惡毒之極的攻心，老布爾什維克卻顯得理屈詞窮，一度惶惑。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納粹分子道出了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有相似之處。

借納粹之口，提出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格羅斯曼的膽子也忒大了點。但關注民眾和社會，關注他們的生存與命運，熱愛生活與藝術，不趨炎附勢，不隨波逐流，為人生而追求藝術，不怕流放，不怕掉腦袋，這恰恰是俄羅斯優(yōu)秀作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獨立人格的表現。借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俠侶》中郭靖的一句話，“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那么，為國為民，亦當是作家之大者。問題是，有沒有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如沒有，那格羅斯曼的麻煩就大了。

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格羅斯曼的《生存與命運》沒有咄咄逼人的霸氣。他仿佛站在歷史的巔峰俯瞰人類的命運，認為革命和戰(zhàn)爭鑄就了二十世紀前半期的輝煌與沉重。希特勒的暴虐和獨裁阻礙人類的進步，摧毀世界的和平。斯大林作為最高統(tǒng)帥率領蘇軍將士和蘇聯人民浴血奮戰(zhàn)，正是為了粉碎納粹的暴虐和奴役，保衛(wèi)家園，維護世界和平。但是，他為了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也曾濫殺無辜，消滅富農，清除政敵，進行黨內大清洗和鎮(zhèn)壓異己。廣袤的凍土帶、極寒地帶和西伯利亞邊陲，布滿大大小小的勞改營，關押著千百萬刑事犯和政治犯。這是不爭的事實。

斯大林作為最高統(tǒng)帥，在《生存與命運》中雖沒有被大書特書，僅寥寥數筆而已，但作家還是揭示了他戰(zhàn)爭期間的復雜心態(tài)。當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轉入反攻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緊張地等待著前線的報告。他注視著沉默不語的電話機，想到戰(zhàn)爭初期他曾產生過一種可怕的感覺：很可能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者將會是他的對手希特勒，那時失敗者和勝利者都將受到人民的懲罰和歷史的審判。但是，當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向他報告斯大林格勒勝利的消息時，他半閉著眼睛仿佛睡著了。因為，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這不僅是他對敵人的勝利，而且是他對過去的勝利。作為勝利者，他是不受審判的。格羅斯曼認為，這恰恰就是蘇聯社會和人民的命運悲劇之所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為斯大林過去的錯誤和失誤、為他的極權和個人崇拜，找到了最好的擋箭牌。

格羅斯曼在作品中，既肯定衛(wèi)國戰(zhàn)爭的正義性，也不懷疑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因為這是戰(zhàn)爭勝利的保證。但令他痛苦的是，難道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采取殘酷手段嗎？勝利者就真的不受審判嗎？當功過集于一人之身，就能以軍事上的功績掩蓋或取代政治上的過錯嗎？作者沒有直截了當做出回答，而是調動藝術手段，通過各色人物的生活與命運，通過他們的回憶與爭論，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道德批判，并將作家本人對歷史的評價和思維滲入到各色人物的意識中，最終讓歷史和讀者來評判。

七

格羅斯曼一改以往戰(zhàn)爭題材小說人物與情節(jié)單線發(fā)展的特點，以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作為他小說世界的中軸，創(chuàng)造了一個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詩般藝術結構，展現出更為廣闊的畫面。他通過眾多人物戰(zhàn)前和戰(zhàn)時的悲慘命運，通過他們的對話、爭論、活動和遭遇，揭示人們對無所不在的懷疑與告密、肆意逮捕與審訊的恐懼，對農業(yè)集體化、大清洗、勞改營的反感，表達了人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戰(zhàn)爭勝利和戰(zhàn)后幸福生活的憧憬。

在格羅斯曼看來，暴力和極權都是可憎可怖的。他描寫一列車一列車的猶太人和戰(zhàn)俘被希特勒死亡營中的毒氣室所吞噬，“成千上萬人排著長隊等待處死，母親們還預先為孩子們準備了面包和水”，他們在鼓樂聲中默默走向毒氣室，留下自己所有的首飾細軟，脫下自己的破衣爛衫，赤條條來赤條條去。他亦描寫斯大林曾發(fā)起過一場把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加以消滅的運動，發(fā)起過一場捕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運動?！俺汕先f無罪的人，預感到將要被捕，事先打點好行裝，同親人們告別，走進了他們親自建造和守衛(wèi)過的集中營?！备窳_斯曼問，這說明了什么？他認為，“這種絕對服從說明了影響人們的新的恐怖力量。極權主義的社會制度的超暴力，使整個大陸上的人們麻木不仁”。

格羅斯曼還認為，除了群眾性的絕對服從，超暴力亦造就了一群“小人”。他們不是英雄豪杰，也非罪魁禍首，他們的文化水平、社會地位、智商閱歷均各不相同。但他們?yōu)榛⒆鱾t、助紂為虐，他們心狠手辣、陰險狡詐，他們欺上瞞下、誣陷告密，他們如一股四處彌漫又了無痕跡的腐蝕之氣、毒氣、芥子氣，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由于他們的存在，原本需要動用百萬軍隊看管的集中營被整治得井井有序、服服帖帖，千百萬人喪生于各種殘酷的刑罰和殺戮之下；英勇善戰(zhàn)，為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立下赫赫戰(zhàn)功的坦克軍軍長受到誣告而被解職；突破重圍、堅持戰(zhàn)斗的指揮官遭逮捕；在理論核物理領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核物理學家，其理論被當作異端邪說遭貶責和批判；為了奪取集中營地下組織的領導權，有人不惜將自己的同胞送上斷頭臺……

格羅斯曼很痛苦。從動物進化成人，經歷了數百萬年的漫長歲月，可為何由人退化為動物，卻只需短短幾年，甚或幾天，而且比動物更兇殘。戰(zhàn)爭與暴力何時才能不再與人類為伴？和平與人道何時才能降臨地球的每個角落？

格羅斯曼痛恨一切類似動物本性的殘暴、殘虐和殘忍，追求真正意義上的善與愛、自由與幸福。他的筆在二戰(zhàn)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和空間中馳騁，揭示人們生存與命運的痛苦現實，他的思想亦在這現實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中縱橫馳騁，探討和寄托自己沉重的思考。

在希特勒集中營的一個棚屋里，關押著來自不同國度、有著不同身份和經歷的囚犯。其中有西班牙士兵、意大利神父、孟什維克老頭、美國上校、托爾斯泰主義者、老布爾什維克、蘇聯將軍、炮兵少校和旅級政委。面對暴力和死亡，他們不分上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共同遭遇和命運面前，他們的表現卻各不相同。在一場有關人的價值、生命的價值的激烈爭論中，托爾斯泰主義者、瘦骨嶙峋的沙皇時代遺老受到同胞的痛斥，被稱為“不切實際的人道主義者”和“毫無意義的善的宣揚者”。因為他居然宣稱，真正意義上的善，并不存在于傳教士和先知們的布道中，不存在于偉大的社會學家、哲學家、領袖們的學說中。因為在這些杰出人物高舉的“善”的旗幟下，人類歷史充滿血腥和殘暴。真正意義上的善是普通百姓在自己心中懷有的對生命的熱愛，對生活的熱愛。人人對他嗤之以鼻。但是，當全體囚犯被押送到建筑營地，修建令人毛骨悚然的毒氣室時，抵死不從、被當場槍斃的，竟然就是這位手無縛雞之力的白發(fā)老人。難友們震驚了，正統(tǒng)的老布爾什維克震驚了，他們從“善的宣揚者”身上發(fā)現了彌足珍貴的東西。他們自發(fā)地組織起來，收聽廣播，編寫傳單，偷盜武器。戰(zhàn)后，在蓋世太保檔案室里，發(fā)現了該集中營地下抵抗組織的名單，他們經審訊后，被集體槍決，名單中亦包括那位因爭奪領導權未果而出賣自己同胞的奸細。

物理學家斯特拉姆隨同研究所疏散，從莫斯科來到喀山，他的研究工作毫無進展，晚上他不待在家里，卻喜歡上熟人和同事家里下棋聽音樂，而更多的是聊天。他們聊的經常是戰(zhàn)前誰都噤若寒蟬的話題。但妻子不愿意，兒子已經在前線犧牲，她的哥哥1937年因將斯大林的姓打錯了一個字母，至今還在勞改營服苦役，因此叮囑他千萬不要亂說，不要毀了自己，毀了妻子和孩子。每次交談后，斯特拉姆既興奮不已，又驚恐萬狀，覺得逮捕、流放甚或槍決的厄運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懷著這樣矛盾的心情，他閉門謝客，醉心于自己的核理論研究。結果，令他驚奇的是，苦心研究幾十年，他竟然是在痛苦之中，在進行過危險、大膽、尖銳、同工作毫無關聯的交談之后，突然找到了解決的途徑，取得了高度的科學成就。

格羅斯曼通過他們的談話，概括表達出他關于生命與暴力、自由與奴役的形而上思考：

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則。這里有一條界限——自由與奴役、無生命物質與生命……整個有生命世界的進化是從自由的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運動。這便是有生命形式進化的本質。

人死了，從自由的世界來到奴隸的王國。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漸消亡。生命只有當人作為一個世界存在時才能產生幸福和自由。

評論家鮑恰羅夫認為，必須對這場談話進行仔細而從容不迫的研讀，“以便認識到格羅斯曼是何等深刻地理解了作為整個生命，尤其是人類生命必要屬性的自由的實質”。

八

生命就是自由！

可以看出，格羅斯曼在《生存與命運》中所要表現的，并非單純的善與惡、生與死的問題，而是自由與暴力的抗爭。突然落在猶太人和戰(zhàn)俘們身上的并非厄運，而是法西斯的暴力。千百萬人在法西斯暴力下的死亡，更激起蘇聯人民抗擊暴力、爭取自由、打敗法西斯侵略者的決心。

在作品結尾，一對不知名的夫婦攜手來到林中，格羅斯曼寫道：在涼爽的半昏暗中，在雪地下，躺著逝去的生活，躺著強壯的和瘦弱的、勇敢的和膽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們。但是，在林中的嚴寒中，比在被太陽照耀的平原上，更強烈地感受到春意。在無言的寂靜中，聽到了對死者的哀號和對生活的猛烈的喜悅……

這是一個對未來的生活和命運、對自由和幸福充滿憧憬和向往的結尾。逝者如斯夫，人的生命真是短暫。多少人物，偉大的和平凡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逝去，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和爭取幸福的精神是不朽的。

戰(zhàn)后，蘇聯人民開始滿懷希望地等待，他們等得實在太久太苦，每個領導人上臺都曾燃起他們一分新的希望和憧憬。但是，青山依舊，他們曾用血肉捍衛(wèi)過的強大的蘇聯已然解體。

夜闌人靜，仰望星空，我默默祝愿俄羅斯人民將盼來柳暗花明的明天，我亦為格羅斯曼祈禱，不知他的靈魂是否已在天國覓到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