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抗抗這幾十年寫了許多優(yōu)秀小說，但對我來說，她寫得再多、再好都沒有那部《分界線》好，都沒有那部《分界線》給我的啟悟大，簡直是在一個少年那懵懂的頭腦里打開了一扇天窗，照下了一片曙光。對我來說，《分界線》和它的作者簡介，就是一部偉大的世界名著，是和《紅樓夢》同等重要的傳世之作。張抗抗，就是我少年時期的救世主，我將一生都對她懷著感激之情。

事實上，我也的確是通過寫作最終達到了逃離土地的目的。當兵、入黨、立功、提干，那一段艱辛的登山路程，我是通過發(fā)表了那么幾篇所謂的小說、獨幕話劇和幾首順口溜一樣的詩歌走完的。文學那時候?qū)ξ襾碚f，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敲門磚的功能。一篇小說，就是一塊敲開上帝慧眼的石頭。1982年，隨著自己成為每月有64元工資的干部之后，文學的功能在我這里開始發(fā)生了變化，開始得到“升華”。

利用寫作，已經(jīng)有了可靠的工資，已經(jīng)逃離了土地，下一步寫小說的目的是什么?幾乎是毫不猶豫、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寫作的目的由逃離土地、吃飽肚子，就轉化、升華到了成名成家。一切都是那樣順暢，那樣自然，不需要任何的過渡與思考，成名成家就成了寫作的又一目標。換一種方式來說，如果最初的吃飽肚子和逃離土地是寫作最直接目的的話，那么，成名成家就是那個時候潛在的目標。正如我們偉大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闡述的哲學觀點和辯證關系那樣，主要矛盾解決之后，次要矛盾會升將上來，浮出水面，成為新的主要矛盾。

現(xiàn)在回憶起來，二十多歲時，我渴望成名成家，就像找不到媳婦的光棍渴望得到天鵝與美女的愛情。我們必須承認，所謂文壇，其實就是一個龐大的名利場，是我們所了解的所有名利場中隱蔽較深，總是搭著清高、清淡、淡泊的巨大帳篷而進行各種復雜斗爭的一塊角斗場。歌壇、書畫圈、影視圈、體育競技場等，這一些所謂創(chuàng)造精神財富的圣地和里面的圣人，因為他們都沒有作家讀書多，所以他們都沒有文壇作家們那么清高，藐視和淡泊名利。其實，我們揭開那塊巨大的演出帳篷，或者從某一通道走進文壇的演出后臺，也就明白文壇確實就是一個和別的地方一模一樣的名利場。

是名利場沒有什么不好，像好萊塢一樣，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活得非常明白，努力方向也非常明確。想擠入文壇，想成名成家，這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而現(xiàn)在的問題是，當你為成名成家而努力奮斗時，我們這個社會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你發(fā)現(xiàn)今天這個社會，已經(jīng)不再是寫作的年代，而是非常不適宜寫作的年代。你寫小說無論是為了成名成家，還是掙錢獲利，再或是如人家所說，是為了給人民創(chuàng)造精神財富，寫出傳世之作，以使自己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如此等等，這一些目的、目標如果想利用寫作來完，在今天這個社會，都顯得荒唐可笑、不合時宜，像堂吉訶德大戰(zhàn)風車一樣。

20世紀80年代初期，那是一個追求寫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時期，是文學的又一個盛唐，是作家的天堂歲月。今天你發(fā)表一篇小說，明天你就名揚天下，后天你就能接到上百封乃至更多的讀者來信。我不知道女作家的讀者來信中是否都夾有男青年讀者的照片，但男作家的讀者來信中，里面夾著女青年的玉照是常有的事?？上胰鄙俨湃A，沒有趕上那段文學的黃金歲月。80年代初期，我還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文學愛好者，是軍營里的一個兵，一個剛領上每月64元工資的小排長。為了成名成家，為了發(fā)表一篇小說，我曾經(jīng)半夜到我們部隊機關的大門口，把為了迎接上級首長蒞臨指導工作而擺在那兒、盛開著的茉莉花偷了一盆，，藏在屋里，準備給文學刊物的編輯們送禮。那時候，我的部隊是在河南商丘，要送禮的地方是河南開封，幾百里路，坐火車要三個半小時。到了星期天，我就買一張站票，把這盆茉莉花和一個短篇小說送到了開封的《東京文學》的一個編輯家里，在他家吃上一頓飯，聽他談半天文學，給我傳授一些寫小說的秘訣和講講小說的發(fā)展趨勢，然后再買一張站票在火車的過道或廁所里站三個半小時，回到商丘的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