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出身農(nóng)民之家的學者有很多，由農(nóng)民變身為專家的也不乏人，但從農(nóng)民成為專家而終身保持農(nóng)民本色的卻極其罕見，丁守和先生就是一位。

初次認識丁先生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那時他正當盛年，穿著一身中山裝，外罩一件大衣，氣宇軒昂，闊步進入會場，風度翩翩直逼喬冠華，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帥哥，誰見了他都會眼前一亮?？捎袝r見他在家里，身穿一件河北農(nóng)村短短的黑布小棉襖，捧起一碗面片，呼哧呼哧地邊吃邊說，活脫脫是一位農(nóng)民。后來我才知道他確實是農(nóng)民，務農(nóng)、做小木匠、當公務員，自學成才，可他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名聞全國的現(xiàn)代史專家。

60年代他在近代史所主持《歷史研究》編輯部，只有兩三個人就撐起一個享有很高聲譽的學術刊物的班底。有次我去訪問他，在一間幽暗的平房里，堆滿凌亂的書本雜志，連來客都難以插腳，他幾乎是從書堆中擠出來與我見面的。很難想象在這樣簡陋的辦公室中，推出具有全國影響的學術名篇，這在現(xiàn)代學人是難于理解的，可他埋頭苦干了許多年。

他在青年學者中最受好評的，是愛惜人才。著名右派沈元的成名作

《〈急就篇〉研究》就發(fā)表在他主編的刊物中。當時沈元問題引起諸多非議和質(zhì)難，上級派人來調(diào)查，他從不諱言對沈元的賞識，情不自禁地說:“沈元這人就是聰明，你看他的腦袋都比別人大。你不服氣，寫篇文章拿來看看。”

丁先生研究的領域是現(xiàn)代史，這是禁忌最多、最敏感的領域，可他并不墨守成規(guī)，尤其在改革開放后，大力支持為陳獨秀、瞿秋白、胡適翻案，在學術界廣有影響。80年代文化熱，他是始創(chuàng)者之一。要知道，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學和文化學被取消，文化史的研究在大陸已銷聲匿跡。改革開放前，在全國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中，沒有一個文化研究所(室)的設置，也沒有一門綜合文化史的課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文化史研究室，他是研究室第一屆主任，研究室在1983年與復旦大學歷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聯(lián)合發(fā)起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屆文化史研討會，丁先生主編出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一領域第一部刊物——《中國文化研究》。丁先生對推動文化史的復興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歷史并未遠去，可在當今追述80年代文化研究的論著中，有人已把丁先生遺忘，這固然是作者掌握資料不夠全面，研究不夠深入，但也與丁先生不喜張揚不無關系。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在會上會下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電視劇《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名言:“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庇袝r一說再說，似乎近于嚕蘇，但一細想這才是他的農(nóng)民本色。在貪瀆橫行的世風中，農(nóng)民最盼望的是官員的清廉，他對貪官的深惡痛絕，使他下意識地偏愛上這句話，這是他內(nèi)心深處為民請命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