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國人，我愿意舉同住一院的流沙河先生為例。前年他在成都市圖書館做一個“我說成都”的講座時，曾說他向往的時代有兩個。一是他愿意活在承平 20 多年的后蜀時代。那時是成都人民生活得比較好的時代，三文錢一斗米（30 斤）。后蜀太祖孟知祥做皇帝一年后，他兒子孟昶做皇帝，在位期間，一是刻石九經(jīng)（十三經(jīng)未能完成，后才完成），二是開創(chuàng)對聯(lián)形式，三是宋朝定鼎后前來討伐，為百姓生命計，而出城投降。被擄之日沿途哭送民眾甚多，據(jù)聞哭死有五百之眾。其次他最愿生活的時代是漢代，文翁因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所官制學(xué)校，為成都文化立下不朽功勛。流沙河先生從小處著眼，從生活本身的要求出發(fā)，從對生靈的愛惜上來立論，從對文化的護(hù)持上，來選擇自己愿意生活的時代，這比較切合我觀察生活的角度和思考問題的路徑。但在我們國家，我實在選不出一個我愿意生活的時代。因為我們的文化和妙人雖多，但自由實在有限得很。沒有自由，實在是個極大缺陷。這個缺陷，你用多少趣味都無法彌補，盡管生活桎梏，有趣總比無趣好，但我還是認(rèn)為自由真是絕頂重要。當(dāng)然只有自由，沒有趣味，沒有文化的熏沐，我也極不樂意——其他國家的文化，雖亦喜愛，但遠(yuǎn)不如中國文化來得親近。盡管它有許多令人難以忍受的糟粕，但一想到有唐詩的慰藉、宋詞的安心、元曲的體貼，我也就暫時滿足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就是如此貪婪。單舉魏晉而言，妙人實多，雖是亂世，卻大有趣味。一本《世說新語》，羨煞我多少時日，恨不得與陶潛同飲，與竹林七賢共瘋，在王羲之旁邊圍觀一下蘭亭雅集，曲水流觴，都是幸福。但想到嵇康遭戮，阮籍的窮途之哭，內(nèi)心依舊疼痛得無法呼吸，豈止生兔死狐悲之嘆！

許多人不想幻擬出一個自己生活的朝代，因為這只是個人愛好，而非解普天下民眾于倒懸的救世計劃，于是開列許多“烏托邦偏方”成為歷代幻想家們的業(yè)余愛好。當(dāng)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在 1515～1516年用拉丁文以對話體形式發(fā)表并出版《烏托邦》一書時，“烏托邦”一詞在它的思想已經(jīng)誕生 1000 多年后，終于有了恰切的命名，并為后世喜好獨自命名的大部分烏托邦設(shè)計者和研究者所認(rèn)同。不少烏托邦的著作我都讀過，這些烏托邦設(shè)計者，大多在顯示一種智力上的優(yōu)越感。這樣的救世計劃，只是一種好玩的智力練習(xí)，可惜現(xiàn)實靠這個是玩不轉(zhuǎn)的。20 世紀(jì)的災(zāi)難之一，就是有些國家相信能找到一種一勞永逸的救世秘方，反而將民眾帶進(jìn)了深淵。既然找不著自己想生活的時代，那就懷想那些逝去的舊日子和書中的舊人物吧，遙想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美妙，雖屬臆想，也算一樂吧。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詩人柏樺如是說?，F(xiàn)在我就在這興頭上，他這句詩無比打動我。

2006 年歲首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