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攀元

我剛上初中，就遇上一位老先生教我們美術(shù)，后來知道他與民國同歲，當時也只不過四十幾歲罷了，但齒危發(fā)禿，一副老態(tài)。他名叫王攀元，是蘇北人，說起話來，全是徐州鄉(xiāng)下難懂的口音，再加上他牙齒快要掉光了，齒舌音相混，說話還會漏氣，當然更沒有人能懂了。因為學校小，只有他這一位美術(shù)老師，他從初一起一直教我到高三，算是與我淵源獨深的老師了。

他極不善于說話，再加上說的話也沒什么人能懂，所以就與他相處半日，也常常聽不到他講一句話。他第一次來上課，晃晃悠悠的走進教室，嘴里喊著「堪碧花」，然后用粉筆在黑板歪歪斜斜的寫上「鉛筆畫」三個大字，我們就知道他家鄉(xiāng)話是把鉛筆畫念成「堪碧花」的，從此就任學生用鉛筆在白紙上自由涂鴉，不太管學生了。我記得從初中到高中，美術(shù)課好像沒幾堂不是畫鉛筆畫的，當時窮，沒幾個人買得起水彩，畫油畫買油彩更是天方夜譚了。他上課，教室當然亂哄哄的，有時得勞神巡堂的老師或教官來維持秩序。

學校課程有主科與副科之分，國、英、數(shù)是主科，史、地、公民則為副科，像美術(shù)、音樂、工藝、家事等課又是副科中的副科，學校從上到下，是沒一個人瞧得起這些課程的。當然教這些副科的教師也倍受歧視，他們的辦公室在總務處的隔壁，狹小陰暗，是學校最不起眼的角落，幾個人合用一張大桌，桌子空蕩蕩的沒放什么東西，好在他們也很少用到。教師有出勤的規(guī)定，但這些教師永遠是化外之民，從沒人會去查他們的出勤記錄，他們很少在辦公室，多數(shù)是有課就上，下了課就走人。

但王攀元除外，他上課之前與下課之后全待在辦公室里，你可以隨時在定點找到他。他家住宜蘭，每天坐早班的火車來學校，早上沒課，他就在辦公室的藤椅上看書讀報，很少與人打招呼。他的午餐簡單至極，只是幾根油炸的麻花，通常就著白開水吃。麻花是硬又脆的東西，他的牙齒幾乎都快掉光了，吃起來十分費力，他必須把麻花掰開成小段，小心放在僅剩的幾棵牙齒之間，先咬后磨再細嚼，兩只麻花吃下來得花上很長的時間。我與他相處很久，午餐幾乎沒看過他吃麻花以外的食物，我不明白他為何非得吃那種東西不可，不能換吃別種食物嗎，或者偶爾換換？后來我讀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寫的小說《錄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時，心里陡然一驚，原來食物在小說中充滿象征，這篇小說所描寫的巴托比是紐約華爾街一家律師事務所的書記，故事里的他也只吃一種食物，就是姜餅。巴托比孤僻偏執(zhí)，完全無法與人相處，最后死在瘋?cè)嗽褐?。王攀元在食物上與他何其相似啊，希望我的老師不要有那么悲慘的命運才好。

我與兩個同學平常對繪畫有興趣，也會畫幾筆，常被訓導處找去為學校做墻報，安排指導我們的老師當然只有王攀元了。我們已上高中了，已經(jīng)懂得竅門，偶爾會「投機」耍些手段，我們向訓導處申請購買比較好的水彩，只要有單據(jù)，沒有不準的，用剩的，就被我們幾個人瓜分。水彩罐子打開即使沒用完，很快就干了，我們不用，干了就跟報廢了一樣，因此讀高中后，我們幾個就有用不完的水彩，連帶使我們言行舉止，也都因這點小小的富裕而自命不凡起來。有時我們會把剩下的水彩交給王老師，要他拿回家用，但他老實，認為那是公物不能拿，但他說如當場使用就沒有問題，我們就鼓勵他在我們做墻報的時候作畫，他就不客氣的在旁邊一張一張的畫了起來，他把畫壞的當場撕了，幾張畫得不錯的都送給我們。

他雖不太會說話，但畫畫得真好，他有國畫的底子，常把畫國畫水墨的筆法放在水彩畫上。羅東當年有位有名的水彩畫家叫藍蔭鼎，曾被美國人邀請出國寫生，舉行畫展也造成轟動，被譽為水彩大師，當時美國新聞處還特別出過他的畫集，他的畫不要說在臺灣，就是在世界也是很有些名氣的。我看他的畫，技巧確實很好，他的水彩光鮮亮麗，又有層次感，王攀元的就不是如此。王的畫布局簡約，色彩結(jié)成團狀又比較幽暗，他最喜歡畫的是幾行衰柳，下面一條小船，或是在一片不分遠近的原野上立著一棟茅屋，他不是用透視的方式看風景，所以遠近對他而言不重要，說抽象也不盡是，他描述的是他心里對外界事務的關(guān)照，不是邏輯的，當然更不是客觀的。拿來與藍蔭鼎的畫相比，藍的畫盡管燦爛又精準，但總覺欠缺蘊藉，不夠空靈，這是國畫寫意派的境界，學西畫出身的人是很難體悟這里面的意義的。

高中畢業(yè)后我看資料，才知道王攀元是上海藝專畢業(yè)的，奇怪是他以前似乎從未提起過。上海藝專在三、四零年代，曾引領(lǐng)國內(nèi)藝術(shù)風氣，幾個主要的教師，如劉海粟、徐悲鴻、潘天壽、王濟遠等人，都是主張藝無東西技兼中外的，難怪王攀元的西畫充滿了中國人的藝術(shù)思維。但他命運困蹇，沒地方讓他一展所長，他很少作畫，即使畫出來也沒人看，他只得像埋身在華爾街的書記巴托比一樣，把自己嚴密的封閉在世界陰暗的角落。

然而世事的變化完全出乎人的預料，王攀元到了七十歲左右，突然在島上大紅大紫起來，當然他的畫確實有特殊的價值，在「畫壇」上應該有他合理的位置才對，他被「埋沒」了太久，社會理當還他一個公道。不僅如此，他越老越受人看重，直到今天已經(jīng)接近一百歲了，據(jù)說還在創(chuàng)作不休，真是老而彌堅呀。我聽說他一幅小幅的水彩，現(xiàn)在市值三十萬至五十萬，而油畫更貴。

自從他的「市值」提高后，我們要去見他就困難了，事先必須通過好幾層「關(guān)卡」，再加上他重聽得厲害，說話即使用喊的，也不見得聽得進去，想想又何必呢？知道他被照顧得很好，就不再去見他了。不過這種「暴起」之勢，他自己起初也很不適應，他要那么多錢干什么呢？鎂光燈與金錢是最容易扭曲人的性格的，但人一掉入那個陷阱，就很少能掙脫得出來，否則怎么叫它「名韁利鎖」呢。二十多年前，那是他正「紅」起來的時刻，有次他在臺北仁愛路的名人畫廊舉辦畫展，晚間參觀的人走光了，我陪他走回他暫住的地方，在路上他一邊抓著我的手一邊跟我說：怎么像夢一樣?。?/p>

世事確實像夢一樣。回想我中學的幾個老師，那個瘋狂的法云和尚早已過世，除了那個表演被殺嚇出一身冷汗的小孩，現(xiàn)在應該已沒幾個人會記得他了。教我們背書的張鴻慈老師也過去了，記得他的學生應該比較多，因為他做過長時間的導師，與學生的關(guān)系較深，但記得詳細的也一定不會太多，有一次我問古朝郎還記不記得張老師教我們背「有弗學」的事，他說背書還記得，但背的是什么已無任何印象?？梢娙说挠洃浉鲬{好惡而有所選擇，想記的會記下，不想記的很快就忘了，心理學家說常人的記憶是既不公允也不正確的，記憶如不正確，記得與否，當然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我書房的一面墻上掛著王攀元老師早年送我的一幅水彩，上面畫的是一輪紅日，我常在這幅畫前凝神沉思。它有強烈的暗示作用，又有豐富的啟迪意味，但它也同樣讓我困惑，我甚至不能斷定畫中的太陽是旭日或是落日。同樣的，我們所面對的紛紛世事，有的再清楚不過，有的雖清楚卻無法不啟人疑竇，像是成功與失敗，掌握與失去，榮譽與羞辱，哪個更接近人生的真實？這樣的問題，我總也找不太出答案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