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以大量細節(jié)組成的書，其敘事大體上就從這時開始。不管是叫“思想運動”、“思想斗爭”、“思想批判”，總之是以知識分子為靶子，而最后經過反右派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通往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大家不要以為“右派分子”這類惡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才用作政治分類標簽的。其實早在數年前黨內就已在進行政治態(tài)度摸底排隊時習以為常。1953年北京高校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半年工作計劃中，涉及高校內民主黨派工作時，就有“幫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馮友蘭等檢討批判，幫助我黨團結改造他們”。不過，馮友蘭后來長期定位為“力爭表現(xiàn)進步的中右分子”，在打擊面較大的反右派斗爭中，也沒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據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沒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約占全體教授的三分之一強；而1959年教育部明確規(guī)定“政治態(tài)度劃為中右的，或雖劃為中中，但表現(xiàn)一般或傾向落后的教師，一般地不考慮提升職務”。不過，這里涉及的幾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舊社會過來的”“舊教授”，有的且是一級，不待提升了。

不過，這些規(guī)定、布置、執(zhí)行都是暗箱作業(yè)，從不告訴當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體由學校黨委掌控，各系總支、支部的黨團員操作。在這些忠誠于黨的事業(yè)的年輕的積極分子眼中，所有被稱為舊教授的人，都是一腦子資產階級思想，是革命改造的對象；甚至是“知識騙子”，一無所長，一無可用，混飯吃的貨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檢查統(tǒng)戰(zhàn)工作，北大黨委有人這樣說道他們的黨外校長：“馬寅初過去是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真才實學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毙Ｒ患墰Q策層是這樣認識，經濟系黨組織認定馬校長是牢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而“知識少得可憐”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齡的馬寅初陪同新任校黨委書記陸平到十三陵水庫，高一腳低一腳來看望大家時，有的學生感動，喊了一句“向馬老致敬，做馬老的好學生”，竟被人當作異動上報。學生越是歡迎誰，越是幫老師的倒忙，例如有的學生私下說，能學到某某教授學問的十分之一就好了，雖不無夸張，但總是好學的表現(xiàn)吧，這卻成了老師引學生走“白專道路”，與黨爭奪青年一代的罪名。

由于認定知識分子以知識為資本，所以要剝奪他們的資本，就須貶低他們知識的價值?？瞪谥行恳淮螘h上，張口就對一大批教授的學術全盤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國恩、王瑤，那些人沒什么實學，都是搞版本的，實際上不過是文字游戲?！薄拔野堰@種事當作是業(yè)余的消遣，疲勞后的休息，找?guī)妆緯鴮σ粚?，誰都可以干。王瑤他們并沒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華。”這種信口開河，一經當作領導指示下達，自然助長了黨委、總支、支部里反教授的氣焰。

1958年7月，康生參觀北京高校躍進展覽會，發(fā)表意見說，農業(yè)大學學生應該做到畝產小麥三千斤，達不到就不能畢業(yè)。教授級別也應該這樣評，畝產五千斤的一級，四千斤的二級，一千斤的五級。農學系主任、小麥育種專家蔡旭在所謂大放衛(wèi)星的浮夸風中堅持實事求是，不肯見風使舵順竿爬，康生特別點了他的名，施加壓力說：“現(xiàn)在農民對農業(yè)學校將了一軍，農民畝產五千斤，農大趕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變，教授就不好當了?！?/p>

不但對文科，對農科，似乎可以任意說三道四，即使對自然科學，對像傅鷹這樣的物理化學、無機化學專家的學問，也敢輕易抹殺。如化學系總支在對傅鷹搞了多年政治、業(yè)務“拉鋸戰(zhàn)”后，竟在一個書面總結中，指斥傅鷹的“高深理論”，“只不過是些脫離生產實際的抽象的數學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們無產階級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