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陳獨秀尚在武漢，正陷于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聞延年遇害，悲痛難抑。如今回到上海，隱居陋室，寂寥苦悶之中想起兒子，更是悲痛欲絕。12月的一天上午，次子喬年忽然偕夫人史靜儀上門，令陳獨秀郁悶的心境頓時開朗起來。

在1924年夏陳延年奉召回國后，陳喬年又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了一段時間，1925年春被中共中央派到北京工作，任區(qū)委組織部長，與區(qū)委書記李大釗、區(qū)委宣傳部長趙世炎一起工作，曾在“三?一八”慘案中流血負傷。但在確定沒有生命危險之后，在醫(yī)院里僅住了兩三日便堅持回機關工作。

1927年春，陳喬年來到武漢，在四月底的中共“五大”上，他與父親陳獨秀、哥哥陳延年一起被推選為中央委員。之后，陳喬年留在武漢，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代理部長李維漢主持組織部工作。1927年“八七”會議后，陳喬年調至上海，出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繼續(xù)陳延年重建黨和工會組織的工作。想到哥哥犧牲，父親被撤職，陳喬年到上海不久便來看望父親。

見到兒子來了，陳獨秀很高興。但一談到大革命的失敗原因，父子倆便都沉下臉來。陳喬年說：“不可否認，大革命的失敗你是有責任的，你對汪精衛(wèi)太過于相信了?！?/p>

“是我相信他嗎？是共產國際相信他"陳獨秀的語調高了起來，“共產國際天天坐著那兒指手畫腳，我不聽行嗎？我有什么責任？”

“在家里，還是別談這些吧?！笔缝o儀見父子倆話不投機，趕緊向陳喬年使眼色。

但是，陳獨秀做夢也沒有想到，這竟是他與兒子所見最后一面。

1928年2月16日，陳喬年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召開各區(qū)委組織部長會議，不料開會消息被叛徒唐瑞林向英租界巡捕房告密，會址很快被英租界巡捕包圍，陳喬年等人不幸被捕，次日被引渡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在多方營救無果的情況下，6月6日，年僅26歲的陳喬年被國民黨軍警殺害。

自陳喬年被捕之日起，陳獨秀便寢食難安。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陳獨秀不僅對營救兒子束手無策，而且連他自己也被國民黨四處懸賞捉拿。兒子犧牲后，陳獨秀已欲哭無淚，巨大的悲痛使他幾乎變得麻木。

由于遠在安慶的高曉嵐一直得不到兩個兒子的消息，特地打發(fā)長女陳筱秀來到上海，在得知哥哥陳延年犧牲，目睹弟弟陳喬年被殺慘狀后，陳筱秀由于傷心過度，在料理了弟弟的后事之后便病倒了，不久在上

陳獨秀與高曉嵐一共生有四子一女，其中一子年幼夭折，如今在一年之內二子一女相繼離世，只剩下了留在老家的四子松年，陳獨秀悲痛之余，深感無法向高曉嵐交代。1930年7月，陳獨秀搬到熙華德路一幢石庫門房子居祝8月，20歲的四子陳松年從安慶來到上海，找到陳獨秀。見到兒子衣袖上戴著黑紗，陳獨秀頓覺不祥。

“母親去世了?！标愃赡赀煅收f。

自從陳獨秀1910年與高君曼離家出走后，高曉嵐孤獨地度過了20年的漫長歲月，終于經不住兩兒一女悲慘離世的打擊，悲傷之中猝然離世。而陳獨秀的嗣母謝氏，也在一連串痛失親人的打擊中哭瞎了雙眼。聽了這一切，陳獨秀兩眼發(fā)直，半晌無語。

“姨媽回去了。”陳松年說。

“姨媽”就是陳獨秀的第二個妻子高君曼。高君曼在南京獨居兩年之久，在孤獨中開始了痛苦的懺悔，終于對姐姐高曉嵐有了深深的愧疚，認識到自己當年的狂熱給姐姐帶去了無情的打擊與痛苦，一直想找機會回安慶向高曉嵐道歉。

不料，卻在1930年突然傳來高曉嵐去世的噩耗，她知道今生再也沒有機會對姐姐說一聲“對不起”，在明知陳家人不會給她好臉色的情況下，仍舊帶著一雙兒女返回安慶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