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脫了家庭的桎梏，張國燾一身輕松地投入到新文化運動之中。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必然與現(xiàn)實相結(jié)合，國弱民窮的社會現(xiàn)實與內(nèi)憂外患的局勢，必將喚起他們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必將促使他們行動起來。

1918年5月，段祺瑞與日本政府秘密簽訂的“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被披露，北京大學千余名學生和其他中高等院校學生代表、天津?qū)W生代表共兩千余人，結(jié)隊開往新華門總統(tǒng)府請愿，張國燾便在請愿隊伍之中。

由于這種溫和的請愿行動對北京政府毫無觸動，回到學校后，張國燾與一些同學決定改變方式，于8月成立了學生救國會，10月成立“國民雜志社”，開始籌備出版《國民雜志》。《國民雜志》宗旨為：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shù)；提倡國貨。國民雜志社成員主要是北大學生，張國燾任總務股干事，承擔國民雜志募集經(jīng)費，編輯出版發(fā)行等主要業(yè)務。

由于編輯雜志，張國燾與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過從甚密。受李大釗影響，張國燾開始接受并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

1919年初，張國燾又與同學鄧中夏、羅章龍等人組織成立了平民教育會，后改組為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為“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到工廠、鐵路及農(nóng)村進行演講，同時也做一些救濟工作。在這些工作中，張國燾各方面能力得到鍛煉，同時成為北大最活躍、最有影響的學生之一，為他參加組織五四運動奠定了基矗

五四運動起因于1919年1月的巴黎和會，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協(xié)約國之一，以戰(zhàn)勝國身份出席會議，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但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正當要求，而且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quán)益轉(zhuǎn)讓給日本。

面對如此奇恥大辱，北大學生群情激奮，在5月2日傍晚國民雜志社的例會上，社員們一個個表情嚴肅，張國燾再也忍不住內(nèi)心的憤怒，高聲宣布道：“我們不能再沉默了！我們必須立即行動起來，約集北京各校同學，舉行示威抗議"

于是，5月3日晚上，北大1000余名學生和其他十幾所學校學生代表，聚集在北大三院禮堂，聽榷京報》社長、北大新聞學講師邵飄萍對于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經(jīng)過報告，以及對目前形勢的分析。邵飄萍講話完畢后，張國燾跳上講臺，發(fā)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講，號召同學們團結(jié)一心，發(fā)起運動。

由于張國燾江西口音重，演講中反復提到的“群眾運動”，以江西口音說出成了“同頓唔頓”，令聽眾大為不解，后來學生中有江西人解釋了這句話，同學們恍然大悟，之后給張國燾起了一個外號，叫“同頓唔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