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當年在上海所參加的“小組”，用他的話來說：“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chǎn)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這個“小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說，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邁出了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步，那么這個“小組”的成立則是邁出了第二步。

這個“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chǔ)上成立的。不過，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組”的成員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不盡相同。

這個“小組”的成員，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專家們的反復(fù)考證，有以下17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楊明齋、陳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tǒng)、周佛海、沈澤民（茅盾之弟）、李啟漢、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聲澥）、李季。這17人中，年齡最大的是陳獨秀，41歲，最小的沈澤民，20歲。

這個“小組”究竟叫什么名字？

施存統(tǒng)在1956年回憶說：“一開始就叫‘共產(chǎn)黨’?！盵34]

[34] 施存統(tǒng)：《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共產(chǎn)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李達在1954年回憶說：“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產(chǎn)主義小組）在上海發(fā)起?！盵35]

[35] 李達：《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幾個問題》，《“一大”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邵力子在1961年這么說：“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zhuǎn)變成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性質(zhì)。”[36]

[36] 邵力子：《黨成立前后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6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林伯渠在1956年則說：“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chǎn)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盵37]

[37] 林伯渠：《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袁振英在1964年回憶：“共產(chǎn)黨小組或共產(chǎn)主義小組都是一樣的，是內(nèi)部的名稱?！盵38]

[38]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憶》，《“一大”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47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周佛海在1942年稱之為“籌備性質(zhì)的組織”。[39]

[39]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

陳望道在1956年則說，還是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40]

[40] 陳望道：《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2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現(xiàn)今可查到的這個“小組”的七位成員，竟有七種說法。

查閱當年的報刊，則又有第八種說法，即這個“小組”名叫“社會黨”。

1920年10月16日《申報》上，曾披露這么一條消息：

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jié)俄黨和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并刊發(fā)雜志，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

《申報》稱陳獨秀為“社會黨”，倒是有根有據(jù)的，因為陳獨秀在這個“小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雜志上公開宣稱“吾黨”即“社會黨”。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號《新青年》，刊出陳獨秀的《對于時局的我見》一文。

此文是由于“昨天有兩個相信社會主義的青年，問我對于時局的意見”，于是“我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略述如左”。

陳獨秀的“略述”，令人詫異地提及了“吾黨”：

吾黨對于法律底（的）態(tài)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它），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它），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究）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xiàn)的一日。

此處清楚表明，“吾黨”即“社會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