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農(nóng)歷八月十二，距花好月圓的中秋節(jié)還有三天。著名詩人龔自珍在江蘇云陽書院暴死，享年五十歲。龔自珍的死訊傳到京師，那些被他斥責(zé)過、嘲弄過的政府要員們暗地里松了口氣：這個刺兒頭終于閉上鳥嘴了。那些喜歡他詩文的人，則不免生出些人生無常的憂傷。一些人甚至附會了一個香艷的愛情故事，認(rèn)為他們熱愛的詩人不是暴病而亡，而是和某位貝勒夫人有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糾葛，以至于貝勒的兒子對他下了毒手。

這種說法并沒多少根據(jù)。一個詩人的死也并不比一個農(nóng)夫的死更高貴，雖然他在世時寫過一些平平仄仄的詩，但死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公正的，平等的。只不過，龔自珍的死意味著，那個原本就被他指斥為萬馬齊喑的社會，這時連一點(diǎn)憤怒的雜音也聽不見了。一個總是發(fā)雜音的人死了，社會終于“和諧”了。然而，在表面的“和諧”之下，這個古老的帝國卻正面臨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就在龔自珍去世之時，為了逼迫清政府就范，英軍從廣東北上，攻陷了距龔自珍的老家只有幾百里的軍事重鎮(zhèn)定海、鎮(zhèn)海和寧波，葛云飛等高級將領(lǐng)戰(zhàn)死，總督裕謙絕望自殺。

雖然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平均壽命很短，但五十歲去世仍然太過年輕。不過，正如古人斷言過的壽多必辱那樣，早死其實(shí)也有早死的好處——至少，龔自珍僥幸沒有看到一年后喪權(quán)辱國的《南京條約》，更沒有看到他預(yù)言過的豆剖瓜分的衰世變成現(xiàn)實(shí)。從這個角度講，早死的人有福了。在天翻地覆的大變革拉開帷幕之際，這位大變革的預(yù)言者趕緊揚(yáng)長而去。個中情形，就像我在一首詩中寫過的那樣：

日薄西山，當(dāng)他從鏡中看到病后的面容

他也看到了一個時代，正在無可挽回地死去

在時代死去之前，他得趕緊閉上眼睛

他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死

珍藏一個讀書人的氣節(jié)和名聲

……

在短暫的生命里完成浩蕩的事業(yè)，就注定了這將是加速度的一生，而加速度的初始，往往和兩個字有關(guān)：早慧。龔自珍即如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初五，龔自珍出生于杭州城東馬坡巷。龔家是一個數(shù)代為官的士大夫家庭，儒雅傳家，詩書繼世，經(jīng)營的無非是筆墨的營生。龔自珍的親人中，以文出名者不乏其人：他的父親龔麗正是著名學(xué)者，著有《國語注補(bǔ)》和《楚辭名物考》；他的母親段馴是有名的詩人，著有《綠華吟榭詩草》；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清代為數(shù)不多的樸學(xué)大師。良好的家庭注定了他將受到良好的教育，龔自珍的早慧與此不無關(guān)系。二十來歲時，龔自珍寫就一組汪洋恣肆的《明良論》，他博學(xué)的外祖父讀后大為興奮，感慨說：“我老了，還能見到這樣有才華的年輕人才死，我也沒什么遺憾的了。”對這個才華橫溢的外孫，段玉裁寄托了無限期望。龔自珍弱冠時，其父寫信給段玉裁，請他給龔自珍取字。段玉裁給龔自珍取字為愛吾，并在那封老長的信中勉勵龔自珍：“愛親、愛君、愛民、愛物，皆吾事也。未有不愛君、親、民、物，而可謂自愛者；未有不自愛而能愛親、愛君、愛民、愛物。”兩年后，七十九歲的段玉裁又一次寫信給龔自珍，告誡他“博聞強(qiáng)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愿為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