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2歲的楊憲益與18歲的戴乃迭在牛津大學戀愛的時候，對人生的態(tài)度還沒那么悲觀。那一年春天的味道已經過去好多年了，但是后來四季的風從不同的方向吹，總也吹不來那時候的氣息。年輕的時候真是什么都是好的——天氣、說話的聲調、隨便一個傍晚、郊外景致……都帶著上演故事的意味。豈知青春，正像在人生華麗的樓臺角落擺放的一尊金屬器皿，原先固然是鮮亮的，緊實的，璀璨的，然而終究會隨著歲月，蒙了塵埃，一天天黯淡下去。

《憲益舅舅的最后十年（2000～2009）》中提到：楊、戴的一生，是遠比《人間四月天》更纏綿悱惻的悲喜劇——楊憲益可以由陳道明來演，戴乃迭由誰來演呢？這位英國高個子金發(fā)美女，在上世紀40年代堅決追隨她的愛人，一腳踏進戰(zhàn)亂的、中世紀一般的中國，不單超凡脫俗，簡直大智大勇。

他們回到重慶。楊憲益被梁實秋邀請加入國立編譯館，用3年時間翻譯《資治通鑒》。后人評價他“翻譯了整個中國”：從《資治通鑒》、《魏晉南北朝小說遜、《唐代傳奇遜到《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他們夫婦兩人成為學譯聯劍的神仙眷屬。

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中國，一個人的才華、旅居海外的浪漫生活經歷、對政治風向的遲鈍以及良善單純的本性，正是多舛命運的根源。1966年“文革”開始以前，楊、戴已經遭受了很長時間的政治敵意。直到某一天，周圍突然變成紅色的海洋，整個世界都旋轉而瘋癲起來。人們好像生活在一個沸騰的開水壺里。人與人之間似乎沒有善意，只有互相攻擊，時常置人于死地。甚至多年之后，這樣的“文革”遺風仍存留于因利益沖突而浮現的猥瑣人性中。

據說，當時楊、戴所在的外文局批斗兩位領導。他們的主要罪狀就是特別愛吃好吃的東西。大字報上寫滿他們早年享用的美味佳肴?！巴馕木炙坪跬蝗蛔兂闪艘患掖箫埖?，到處張貼字大如斗的菜單”。時過境遷，楊幽默地回憶道。而當年在這個充滿知識味的涉外機構里，每一個人都繃緊了神經。

楊描述遭受批斗的過程：“三張飯桌摞在一起，一張上面架著一張，像雜技團翻跟頭使用的道具。他們頗為客氣地幫我爬上最高的桌子。群眾聚合在四周揮拳聲討。”他形容他的“噴氣式”感受：“我胳膊的肌肉很靈活，有彈性，所以我能輕而易舉地做出這種姿勢?！彼矚g用小說的方式回述那些慘烈的細節(jié)。

他甚至調侃道：“有一段時間，我被勒令打掃廁所。我把便盆上殘存的污垢統(tǒng)統(tǒng)刮掉，用清水沖干凈。不久，我因為工作勤勤懇懇、一絲不茍而受到夸獎。外文局《中國文學》編輯部的廁所，成為最優(yōu)雅的廁所之一。”

《楊憲益?zhèn)鳌吠瑫r在多處描述了戴乃迭。她面對的是孤獨。同事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著她。有些激進的學生當著這個英國女子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１

當時的報紙上，充滿了歌頌偉大領袖的詩篇。英文版《中國文學》也同時刊登許多亞非拉人民的頌歌。戴以自己的學識和教養(yǎng)努力理解著眼前的世界，但她始終不能理解這個世界。每每在翻譯文稿之后，在譯稿上用英文寫下評語：Childish！（幼稚?。?/p>

她甚至在將1966年的一條重要“紀要”——“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翻譯之后寫下評語：“它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墳，可是在中國的對外刊物上掘外國人的祖墳（指“紀要”把西方文藝都說成“資產階級黑線”），這樣的做法在對外宣傳中是非常愚蠢的。”在彼時險惡的政治氣候下，她的行為方式只能用“石破天驚”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