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過的《我與<吉爾·布拉斯>》一文，是不是摘自這兒？”她大致說了，在《記我的翻譯》一文里，哪些部分是關于《吉爾·布拉斯》的，哪些部分是關于《唐吉訶德》的。她用鉛筆一一做了注釋。從哪起，到哪止，刪減什么，接續(xù)到哪里。還在一些名稱下面畫了橫線。聽不清楚的話，都寫在紙上對談。她的談話語句之間有著嚴密的內(nèi)在邏輯，這一點連青年人都有所不及。并且我相信，她的反應一點不比我慢。因為，就在我剛要拿出相機、提出友好要求之前，她忽然笑問：“能不能求你件事——今天你只是小朋友，不照相，好不好？”

我的禮物，其實她已準備好了——一枚三聯(lián)書店特制的《我們仨》書簽，上有錢鐘書先生、楊絳先生、錢媛女士三個人的印章。其中一張照片是三人合影?！澳鞘?950年清華校慶日的清華大學宿舍。當時我們住在清華，和林徽因是鄰居?！彼Φ溃骸拔冶У男∝垊倽M月，這雙皮鞋的皮子是很好的?！?/p>

我把原文更名為《我與鐘書的翻譯往事》予以刊發(fā)。文中說：“我問鍾書，我讀西班牙文，口音不準，也不會說，我能翻譯西班牙文嗎？他說：‘翻譯咱們中國經(jīng)典的譯者，能說中國話嗎？’他的話安了我的心”。文中她自謙道：“至于我的翻譯，終覺不夠好。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來的譯者了”。其中涉關重譯《堂吉訶德》的來龍去脈，或許對陳明真相有所助益。

修煉與涵養(yǎng)，固然使她睿智和淡保但淡薄歸淡薄，她對于學術還是認真的。她不會主動出面解釋什么，但如果機會適宜，她顯然還是愿意說明情況的。她的頭腦非常清晰。也并不因為自己的年齡，而放棄申明的權利。

我后來又去過她家。那天剛巧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我們仨》姊妹篇《我們的錢媛》一書送來。在她的書桌上，她用筆慢慢在扉頁慢慢寫下來：“徐-虹……”，再往下寫，第三個字是“斜字——我當時呆了一呆。當然，寫的不是“小姐”，結果她寫的字，是“徐虹小友存念”。阿姨在旁說，楊先生真是給足面子了！我心里當然是知道的。

楊絳（1911～）：本名楊季康，錢鐘書夫人。作家、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學者。著有《洗澡》、《干校六記》，另有《堂吉訶德》等譯著，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shù)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