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來想像一下漢密爾頓初識《綠盒子》（圖1）的傳奇時刻。那是1948—1949 年之間的一天，漢密爾頓還在斯萊德（Slade）美術(shù)學院學習。他和奈杰爾?亨德森（Nigel Henderson）一同散步，走到羅蘭特?潘羅斯（Roland Penrose）家附近時，亨德森提議去潘羅斯家中喝茶小坐。隨后亨德森把潘羅斯的個人藏書介紹給了漢密爾頓。當時的情境下，機會、驚喜和精心籌劃恰好匯聚在一起，如同滿足了杜尚所謂的“成為現(xiàn)成品的各項規(guī)格”（specifications for a ready-made）。漢密爾頓形容那是一個具有“快照效果”的時刻。機緣之下，他和神奇的《綠盒子》相遇了。

隨后，漢密爾頓將杜尚的手稿筆記于1960年重塑成印刷版（圖2）。雖然那已不再是杜尚的筆跡，但手稿原本的效果卻在印刷版中得到呈現(xiàn)。漢密爾頓將文本變得清晰易辨，但筆記本身的“不可讀性”，即杜尚用以抵抗消遣式閱讀的手段，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彰顯。他賦予筆記類似書本的線性順序，卻不給書頁編號，以還原其無序的散亂狀態(tài)。他對文本進行梳理，以便讓我們注意到杜尚對意義的揉捏，以及對語義無止盡的丟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