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揚抗戰(zhàn)期間弦歌不輟的西南聯(lián)大，尤其是眾多優(yōu)秀畢業(yè)生時，我們多關注其學術上的業(yè)績，如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兩彈一星”元勛，或在人文社科方面成就卓著，這自然是對的?？晌腋粗剡@所大學的精神氣質，西南聯(lián)大的畢業(yè)生，即便日后沒能成為“大師”，也都視野開闊、器宇軒昂。在我看來，這更接近教育的本質。之所以說吳宏聰老師無愧于這所中國教育史上空前絕后的名校，與其說是因為其學術成果，不如說是因為其精神氣質。比如思想開放、學術寬容、人格平等，以及尊重并善待學生等，都是作為大學教授或院系領導極為重要的素質。

名揚四海的大學者，固然讓人心生敬畏；好的學術組織者，同樣值得我們尊崇。雖然主編過不少教材及論文集，也出版了《聞一多文化觀及其他》（1998）、《吳宏聰自選集》（2007）等著作，但吳老師的主要貢獻明顯不在這里，而在其長期執(zhí)掌中山大學中文系。從1957年至1984年，“文革”前是中文系副主任，“文革”后是中文系主任，除了“文革”期間另有故事，吳老師與中大中文系的命運息息相關。

在制度健全的歐美大學里，系主任輪流做，實在不算什么，可在教育行政化傾向日趨嚴重的中國大學里，院系領導并不好當。先有政治運動的壓力，后有經(jīng)濟大潮的沖擊，再加上大干快上的跨越式發(fā)展，要掌好這個舵還真不容易。從西南聯(lián)大助教，到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吳老師看來，都是服務。所謂“當系主任就是為全系師生服務”，在吳老師那里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各種矛盾一點不比別的地方少，因為大家都是聰明人，算計起來可能還更精準。當院系領導的，得有眼光，有原則，有方向感，有公信力，還有一點同樣重要，那就是要打心眼里尊重教授與學生。眾多立場、利益、學養(yǎng)、趣味不一的教師與學生，在同一個屋檐下工作和學習，磕磕碰碰是難免的，更何況吳老師做系主任的那些年，不時有政治風云激蕩。要在大學里“得民心”，且長期得到教師與學生的愛戴，實在不容易。

2009年冬天，我到康樂園拜訪，吳老師問我，在北大中文系當系主任“感覺如何”。我說，這才知道您當二十年系主任，運籌帷幄，進退自如，臉上還常常掛著燦爛的笑容，實在太難了。他一聽就笑了——顯然，對我這個評價，吳老師很得意。

在我看來，吳老師的“秘密武器”不是學養(yǎng)，也不是機巧，而是性情——寬厚、和藹、從容、淡定。這位民國年間培養(yǎng)出來的“既傳統(tǒng)，又西化”的大學教授，平日里西裝革履，發(fā)型特別講究，言談舉止中充滿自信，可待人接物卻又特別講禮。所謂“禮”，指的不是繁文縟節(jié)，而是時時、事事、處處多為別人著想。不必引經(jīng)據(jù)典，實際生活中，只要學會相互尊重，嚴于律己，人際交往中把握好分寸，不卑不亢，那就是“彬彬有禮”了。這么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jié)制”，周作人稱之為“生活之藝術”。他說：“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睂τ诠鉴欍憣ⅰ岸Y”譯成Art，而不是Rite，周十分贊許，且認定當務之急是“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同時與“西方文化的基礎之希臘文明相合一”（《雨天的書?生活之藝術》）。如此既新又舊、既中又西的生活態(tài)度，說起來容易，要實踐則很難。

就說大學里的院系領導吧，撇開那些污濁的、猥瑣的、拆爛污的，就算是立身持正、出于公心、理直氣壯、大義凜然，做的都是好事，也不一定盡如人意。大學作為知識共同體，有其特殊性，沒原則不行，只有原則也不行。在情與理之間，如何拿捏得當，不是很容易。這個時候，很是懷念吳老師，他的“講禮”，既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也是一種工作策略，更是一種處世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