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jīng)歷、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張聞天上過私塾，讀過技術學校，留日、留美、留蘇，系統(tǒng)研究并在大學講授過馬列，翻譯過馬恩作品。他愛好文學，寫過詩歌、散文、小說，也譯介過外國文學作品，發(fā)表過大量文藝批評文章。1922年詩人歌德90周年誕辰時他發(fā)表了兩萬字的長文，這是中國第一篇系統(tǒng)介紹歌德《浮士德》的論文。他屬于開放型的知識結構，性格隨和包容，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同屬黨內(nèi)的留洋開放派。毛澤東出身農(nóng)家，受傳統(tǒng)國學教育較深，幾乎未出國門。他熟讀史書，特別是熟知治國御人的典故，雖思想高遠，但性格剛烈、褊狹、好斗。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曾講其弟毛澤覃批評他說：“共產(chǎn)黨員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張、毛兩人這種不同的知識背景、性格基因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甚至黨和國家的命運。

惹人怨怒因紅顏

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義會議后到1943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面所說張為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jù)何方先生考證，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會，兩人聯(lián)名（多署“洛、毛”）發(fā)出的電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陜北后到底向哪個方向發(fā)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后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并率領中央機關隨軍，“御駕親征”。向來歷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xiàn)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宋仁宗與范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nèi)聯(lián)國軍，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面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這時發(fā)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合出走蘇聯(lián)，江青乘虛而入。但是黨內(nèi)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后的項英也發(fā)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歷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xiàn)，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1938年11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毛記下了這個仇。

每一個歷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悄悄露頭，然后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xiàn)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jīng)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zhàn)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fā)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后來結出了什么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從骨子里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平讓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里也是有一個“派”的。1938年周恩來從蘇聯(lián)養(yǎng)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chǎn)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么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笨芍鋬?nèi)心深處的芥蒂之深。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絕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后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后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復白區(qū)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云。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chǎn)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張國燾這時已經(jīng)沒有多大的力氣了），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張在后來的《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guī)X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蹦菚r共產(chǎn)黨很窮，政治局也沒有個會議室，誰是一把手，就在誰的窯洞里開會。張把實權讓掉后就躲開權力中心，到晉西北、陜北搞農(nóng)村調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沒有張這個“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