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歲時如何學習走路，無論如何也憶記不起了。想家鄉(xiāng)的老宅里，即便還有我的腳印，過去了幾十年的歲月，也該有了無法啟封的塵埃。就是長至六七歲，除了拉著母親的衣襟叫餓，其余在我的身上還發(fā)生了什么，也已經(jīng)憶記不起了。不消說，我原是一個異常遲鈍的人。

然我發(fā)表過的第一篇小說，想這一生將不會輕易地忘記。這不僅因為我那時已經(jīng)20周歲，記憶力健好，還因為我是班長，我不得不用人生的第一筆8元的稿費請了一次客，使我有了許多天的傷感。發(fā)表第一篇小說是我入伍的第一年，距今已經(jīng)20年了。20年的光陰，做成了一些事情，比如娶妻生子，成家立業(yè)，東調西挪，終于就有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家。然有家了，搬來搬去，卻搬丟了我的第一篇小說。因此，我常常覺得對不起我20歲前的那一段艱辛。

那時候，我在家鄉(xiāng)的土地上讀書和勞作，并不懂得什么叫做小說和文學。不會忘記的是，在我10歲前后，大姐和哥讀著中學，父親常為糧食不夠吃備覺困苦，母親又常常覺得，買一斤食鹽，三朝五日也就用完了，買一瓶煤油，也是轉眼之間，便瓶干油盡。于是，母親便要決然做到，一家人上床睡覺時必須熄燈。可是大姐偏不，她一定要夜間看書。母親三令五申，她把燈吹了，可待母親睡后，她又將燈給點著。這樣的事情不是三次五次，母親曾為一燈煤油，不止一次地大罵于她，然事情依舊那個樣兒。我對大姐深懷不解，燈油那么貴重，為什么不聽母親的喝令？難道那些書不看就不行？我悄悄走進大姐的房間，拿走了大姐床頭的那本小說——《西游記》。

《西游記》正吻合著我的那個年齡。我開始看小說了，竟也看得同大姐一樣如醉如癡。書庫就是大姐的床頭：《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還有那個年代能夠看到的《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城春秋》、《紅日》、《紅巖》、《金光大道》、《艷陽天》等。第一次讀的外國小說是一本名為“水上的磨房”什么的，未及讀完，放在門口去灶房舀飯，出來書便沒了。大姐說找不回那本書，日后再也別想借她一本。幸虧三天之后，從豬窩找到了那本書，是我家的母豬墊窩生崽時，將“磨房”扯到窩里撕了。

什么動因使我萌發(fā)了寫小說的念頭并拿起筆來，實在是一個很長的話題，寫出來也許要比那發(fā)過的第一篇小說長出許多，簡言之，也就一句：肚子餓時，想永遠的有一碗飯吃，便試著寫起了小說。這一試，在新兵連就有人知道我會“寫”了，于是在分兵時候，也就有人對我爭搶。最后，我被一位曾是軍黨委的秘書、寫得一筆好字、能填各類古詞——大約是政治的原因不得不屈身做了營教導員的張英培老師挑走了。張英培老師是我在文學上遇到的第一個好人，1979年4月，原武漢軍區(qū)文化部在信陽柳林的軍用倉庫舉辦筆會，他介紹我參加了，這次筆會共三十余人，唯我是頭年入伍的新兵。在這次筆會上，我寫了我人生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小心翼翼地拿給當時的軍區(qū)文化部文藝科長駝峰老師，竟得到了幾句真誠的贊揚，說帶回去推薦。盡管那篇小說沒有發(fā)表，卻使我隱隱覺得自己體內(nèi)是有一點寫作力量的。筆會以后，當時已經(jīng)發(fā)了不少小說的軍區(qū)文化部龔知敏干事，鄭重地交代我一句，說以后寫小說，可以寄給他看看。

于是，那年的下半年，我又寫了一篇小說，不足四千字，寄給了龔干事。十天以后，記得是一個上午，太陽又熱又燥，我正在操場上訓練，通信員讓我跑步回去，說有長途電話。問哪來的，答曰軍區(qū)文化部，我便知道是關于那篇小說的事情，便懷著等待判決的心情，哆嗦著手，到營部拿起了耳機，不料聽到的卻是：小閻嗎？小說我看了，很不錯，我已經(jīng)轉給《戰(zhàn)斗報》文藝副刊的劉曉林編輯，他也說不錯，答應用，而且發(fā)頭題。

放下驚喜的電話，便是日后煎熬的等待。每到了一周一次的《戰(zhàn)斗報》副刊版，我總慌慌地拿起報紙，又不敢讓人瞧見是去找自己的文章。這次等待，耗掉了我很大的文學熱情，直等得自己筋疲力盡，各連的日歷都又換了新厚的一疊，我也似乎忘了我有一篇文章要發(fā)表。可忽然一天，全連在開班務會時候，有個兵手搖報紙跑進來，喚說：“閻班長，你的小說發(fā)表了！”

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說，幾千字，發(fā)在原武漢軍區(qū)《戰(zhàn)斗報》的副刊，名為《天麻的故事》。如今，很多人都不叫我小閻了，這個時候，來掃去記憶的封塵，讓陳舊記憶露出它的新色，我有些羞于向人去說這篇小說寫了什么、如何去寫，盡管部隊曾有許多戰(zhàn)士，將它一字不漏地抄在筆記本上。然而，使我不能忘記的，卻是與這篇小說有關的張英培、龔知敏、劉曉林三位幫我邁出文學第一步的老師。現(xiàn)在，他們可能都已脫下軍裝，可我卻極想有機會見到他們，真誠地向他們躬身致禮，如我的兒子走進教室一樣，說一聲——老師好！

記憶在，想機會總會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