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許多年前，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到上海訪問，筆者曾當面向他求教杜威教育哲學的影響。未曾想到，這位杜威思想最重要的傳人竟然回答說“那是一場災難”（disaster）。他解釋說，杜威的思想被濫用了。杜威對“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實際上是有所保留的，而現(xiàn)在美國的中小學教育正走向極端的“學生中心主義”。結果，尊重個性變成了只能表揚不許批評，倡導自由變成了放棄標準，“快樂教育”變成了放任享樂主義，美國正在為此付出代價。上海學生2010年首次參加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在閱讀、科學和數學全部三項測評中都位居榜首，遙遙領先于美國學生。而虎媽媽的“家法”觸痛了美國快樂教育的脆弱之處：如果你要把一切都變成即刻可以兌現(xiàn)的快樂，那么很可能陷入更深重的空虛、無聊和軟弱。更持久和深刻的快樂往往是艱苦付出之后的成就。

對比中美教育的主流傾向，或許應驗了“過猶不及”這條中國的古訓?！懊钆c尊重”、“嚴管與自由”、“刻苦與快樂”等等關系是辯證的，而合理的平衡總是要針對現(xiàn)實的狀況。就此而言，“中國媽媽”的“專制”家法對于太過自由放任的美國或許是對癥的“良藥”，有矯枉過正之效。但不要忘了，她是一位美國的“華裔媽媽”，那“戰(zhàn)歌”是唱給美國人聽的。而在應試教育已經處于暴政地位的中國，若要套用虎媽媽的秘訣藥方，可能無異于自服“毒藥”。

現(xiàn)行的所謂“中式教育”有其明顯的褊狹和局限。目標永遠是可以量化的成績，方法是直奔主題的反復操練。我們似乎只記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的勸導，卻完全忘記了還有“功夫在詩外”的告誡。于是，中國學生擅長于所有目標單一的競賽，卻在思想表達和交流、團隊合作以及領導力等方面居于弱勢，更不用說對創(chuàng)造發(fā)明尤為重要的奇思異想氣質與自由奔放精神。對此，楊振寧和錢學森都有過敏銳的批評觀察。那么，即便成功可以用競賽的輸贏來定義，喜歡“贏在起跑線上”的中國孩子，未必能贏在終點。

況且，教育還關乎人格培養(yǎng)與社會理想。如果“成功”只是遵從金錢和權力的標準，如果“吃得苦中苦”只是為了“做得人上人”，如果“失敗”就意味尊嚴掃地、人生毫無意義，那么，這個社會將會變成“成功人士”的天堂和“失敗者”的地獄，我們的感情大概除了“鄙視”就剩下“羨慕嫉妒恨”了。一個加拿大的華裔孩子到中國過暑假，多次聽到人們興奮地贊嘆重點學校高強度的“魔鬼式訓練”，他弱弱地問道：“那訓練出來會不會變成‘魔鬼’啊？”讓人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