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這個詞，現今的人們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紀后半葉，卻是困擾清朝官方的一個大難題，總理衙門的官員們，幾乎無日不在為教案頭痛。所謂教案，就是中國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來的傳教士之間的沖突和糾紛，大到燒屋殺人，小到借貸糾紛，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雞飛狗跳，最后都要由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決。

教案盡管五花八門，但大體上就是兩類，一種是誤會的，一種是不誤會的。誤會主要來自文化的隔膜。中國老百姓對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儀式不理解，對于為什么出生要洗禮，臨死要終傅，結婚也得去教堂，由紅毛藍眼睛的外國神父指指點點，比比劃劃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彌撒的時候，在教堂里，男女混雜，更是讓某些多事的人看著不舒服。這一切，足以激發(fā)我們在性方面思維特別活躍的某些國人的想象力。于是，有關教會和教民以及傳教士的豐富多彩的“故事”，一個一個出籠了，從教民婦女初夜的奉獻，到雞奸、亂倫、群交。這一時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來看到的最污穢的文字，無論是出自紳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體的“雅帖”，還是一上來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鴉，一涉及教會的活動，大抵都是在臍下三寸那點地方馳騁，顯然，我們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觀，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過于豐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時候，這種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閉了人們的眼睛，讓他們在觀察的時候出現幻覺，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證說，他們親眼看到教堂里傳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臥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發(fā)生在教會的育嬰堂里。育嬰堂本是教會的公益事業(yè)，這種公益中國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顯得奄奄一息。西方教會大規(guī)模進入之后，在醫(yī)療、救濟、撫養(yǎng)孤兒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雖然目的不過是為了“中華歸主”，但卻也讓中國人，尤其是那些貧弱無助的弱勢者得了不少實惠。只是天主教育嬰堂的嬤嬤們，往往對棄嬰的靈魂比對他們的生命更關心些，以至于收來棄嬰之后，往往更熱心給他們洗禮，而不是趕緊醫(yī)治或者喂養(yǎng)。由于收的棄嬰本來就很弱，往往一番折騰后，咽氣者甚多，所以育嬰堂的兒童死亡率很高。育嬰堂不得不將他們集中掩埋，一個棺材多個死嬰，或者一個墓坑埋一堆。

原本棄嬰東一個、西一個地丟著，無論是狼叼去了還是狗吃掉了，誰也不會注意?？墒沁@么多死嬰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觸目驚心”，于是各種“故事”就出來了。首先棄嬰的來源受到了懷疑，有些人認為教會通過“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樁兒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會傳的沸沸揚揚，好像出現了一支拍花的大軍偷走了無數孩子似的，而這個大軍就出自育嬰堂。育嬰堂偷嬰兒干什么呢？這就需要國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國人在這方面一向特別擅長，于是故事出現了特別恐怖的情節(jié)，說是育嬰堂偷走嬰兒是為了挖心肝做藥，還挖眼睛，據說是可以制成藥水，點鉛為銀，而且只有中國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國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關天，這種隔膜導致的后果往往特別嚴重，那一時期，很多大規(guī)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時常有人拿著嬰兒的小鞋狂呼亂叫，只要有人發(fā)現了育嬰堂的墓地，就會出現一陣騷亂。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與此有關，不僅搭上了幾十個嬤嬤和傳教士，而且連法國領事豐大業(yè)的命也送掉了。當然，天津的事情跟別處有點不一樣，那里的育嬰堂，嬤嬤們特別熱心，為了收棄嬰，居然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手續(xù)費，就是為了這點微末的手續(xù)費，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傳說中“拍花”的因果鏈，就這么連上了。

當然，不誤會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戲有關。那時節(jié)，農村的人們沒有別的娛樂活動，請人唱戲要算最熱鬧的事兒。過年過節(jié)唱，辦事情唱，有的時候為了求雨也要唱。中國人請戲班子唱戲，雖然都是為了給自己看，名義上卻非說是給神看，因此戲臺往往搭在廟宇的前面?？墒?，這種名為娛神實為娛人的活動，卻讓某些教會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經過敏，被視為“偶像崇拜”（顯然是廟里的泥胎作怪），嚴禁教民參與，而且還特地為此從總理衙門討來了一紙赦令，允許教民在這種活動中可以不出份子（這種活動都是村民自己湊份子）。在農村，唱戲是一種社區(qū)的“集體活動”，如果不參加，就意味著不合群，甚至是跟眾人對著干，這樣做，難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況且，在那時的中國鄉(xiāng)村，平日的生活的娛樂活動，唱戲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們同樣需要戲劇來排遣解悶，這種欲望有時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夠恪守規(guī)矩，他的家人親戚，在鑼鼓喧天的時候，未必能抵擋得住誘惑，如果也跑出來看上幾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會變成嘲罵。如果是求雨活動，唱完戲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這個雨當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參加求雨的人則不平衡——教民這個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罵進而開打，教案就這么鬧起來了。

因唱戲引起的教案，雖然多，但規(guī)模往往都不大，畢竟，兩邊的利害沖突不大，而一些廟產糾紛則沖突要激烈得多。中國北方農村的村頭巷尾，都有廟，里面供著關公、觀音、玉皇、水母娘娘之類的神，這些廟有很大部分是沒有人經管的，里面既沒有和尚，也沒有老道。而且廟產往往沒主，弄不清那塊地皮和地上房屋產權屬于誰，實際上，它應該屬于村民的公產。但是在教會的擴張過程中，教會在尋找建教堂地皮的過程中，往往冒出某些無賴，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騙說這些無主的廟宇是他家的產業(yè)，然后把它賣給教會。待到教會真的在自己“買來”的產業(yè)上拆廟動工蓋教堂時，村民才感覺到事態(tài)的嚴重，于是大嘩。雖然這些破廟平時看起來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沒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將之拆掉，變做另外一種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經就都緊張起來。神廟的鎮(zhèn)壓作用，辟邪作用都從人們的記憶深處冒出來了，人們甚至還記起了這些神廟當年是如何的靈驗，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聽任洋人拆毀，將會給村莊帶來怎樣的災禍等等。由于茲事體大，這種教案糾紛往往鬧的時間特別長，爭、鬧、打、打官司，然后再爭、鬧、打，往往會鬧上十幾二十年。著名的山東冠縣梨園教案，就是民教雙方爭奪該村的玉皇廟的廟產引發(fā)的。

當然，有的時候，誤會和不誤會往往攪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鬧起來的時候，有四個根本不相干的俄國人在亂中被殺，可抓來的疑犯，每個人都供說，他們之所以參與，是因為聞說“外國人打官鬧事（指法國領事豐大業(yè)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門事），心生氣忿”，因此前去救護的。其實呢，這些混混無非是在趁亂打劫。事變中，四個俄國人的財物都被搶走，其中一個俄國女人戒指被搶，連指頭都被剁掉。還有很多規(guī)模很大的教案，其實就是由于某些匪類覬覦教會的財產，因此利用誤會，制造謠言，說教會拐賣兒童，挖心摘眼，再舉出“物證”一只童鞋之類的東西，往往就會鬧出大事來。

無論誤會還是不誤會，教案的主導者往往都是鄉(xiāng)紳或者其他鄉(xiāng)社組織（包括幫會）的首領。像做過湘軍將領的湖南人周鐵漢這樣特別富有衛(wèi)道情緒的鄉(xiāng)紳，當然也有，不過更多的鄉(xiāng)紳反教，主要是看不慣鄉(xiāng)村崛起另外一個文化和威權中心，分享了他們的世襲權力。大多數教案，如果前臺沒有鄉(xiāng)紳領頭的話，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鄉(xiāng)紳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檔案和地方志，留下來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讀書人之手，有的還是八股體，讀起來抑揚頓挫，合轍押韻。不過，鄉(xiāng)紳畢竟要跟著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們的鬧教打教行為，他們多數都會識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鐵漢，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難事。

但是問題是，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政府對這種在武力壓迫下的開禁，始終耿耿于懷，對挾堅船利炮進入的洋教，往往懷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許像貴州提督田興恕，廣西西林知縣張鳳鳴這樣對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強硬態(tài)度的官員，并不多見，但在整個19世紀的后半葉，利用民間的反教情緒暗中抵制，始終是清朝對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們對于教案往往有種說法，認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國的地方官往往向著傳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對縣太爺頤使氣指。顯然，這種情況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檔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開始官府幾乎都向著民方，有時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證據，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絕不稀奇。一個案卷，看前面，整個官司一面倒地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證詞是真實的，給人感覺好像教會方面簡直十惡不赦。但是看著看著，突然之間，風向轉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結案，多半是民方敗訴，該抵罪的抵罪，該賠償的賠償。很明顯，這是傳教士通過外國領事或者公使，把狀告到了總理衙門的緣故。當然，這種外力借強權干預中國司法的行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我們的地方官葫蘆僧亂斷葫蘆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觀上斷定教會方面理屈，好像也大有問題。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于那些非常明顯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類的控告，官府從不做分辨，一味聽信，等到外國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于案件審理前倨后恭的狀況，官府卻不做任何解釋，讓打官司的民方覺得，官府只是屈從于外國的壓力才枉法曲斷的。在查閱教案卷宗時，我發(fā)現，非教民最熱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緣由荒誕不經的事件，發(fā)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為當時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飲用水不潔），會被當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會認為教會做法，止住了云雨。拐賣嬰兒的事情已經不需要說了，反正只要機緣湊巧，一切都會被一般民眾當成充分的理由，去興訟，去打鬧，甚至去殺人放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民眾負屈含冤的心理，從而使得民眾的反教情緒日趨嚴重。只要某個地方民教雙方打過官司，這個地方雙方的沖突就會加劇，某些原本民教相安無事的地方，只要打過官司，哪怕僅僅是誤會，那么就會由此變成民教沖突高發(fā)區(qū)。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過的直隸寧晉縣雙井村，原本相親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場因合作引發(fā)的誤會。打完官司，這個地方后來成了義和團運動的發(fā)祥地之一。

事實上，盡管在外國壓力下不得不懲罰鬧教打教的人，官方卻一直在刻意培養(yǎng)這種來自民間的敵意，在清朝統(tǒng)治者看來，“民氣”始終是他們對付外國的一種資源，所以必須要讓“民氣可用”。義和團運動，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官方對“民氣”的一次大利用。在這次大利用中，雖然對外國人的文化隔膜和沖突，甚至種族的分野與歧視（比如洋人的毛發(fā)和膚色眼睛顏色，都成為點燃敵意火種）都被動員起來，但跟中國知識界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興起民族主義思潮，卻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呈現出一種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強烈傾向，這種傾向，是受到戊戌變法失敗后，向后轉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動的，結果使得國家像失控的列車，脫軌而去。

誤會是可以消除的，不誤會的沖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間有交流，就會有誤會和不誤會的沖突，如果某種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沖突的可能性就更大。從東羅馬時期開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進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無論中國政府喜歡與否，中國都不可能將之關在門外?；浇獭爸腥A歸主”的目標也許聽起來有點令人不悅，但他們畢竟不是真的要占我們的土地，顛覆我們的政府。而且，無論再怎么強勢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們信教。因此，為了培養(yǎng)敵意，在今天還不顧歷史事實，甚至重復當年打教訛言的說法，敘述當時的歷史，顯然是不明智的。這一點，近代以來的歷史，早已經告訴我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