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去臺灣是去參加2012年7月“臺灣文學營”的活動。對熱愛文學的人來說，講師陣容奢侈，走在淡江大學校園，一抬頭就看到駱以軍，旁邊還走著一個張大春。

我去聽了朱天心的講座，主題叫“我的街貓朋友”。講座開始，天心先報上自己的貓數(shù)：家里十八只，屋外頭四十只。眾人低呼，她說這算什么，她們組織里的愛心媽媽，最低都是兩百只起步，聽說她外面只有四十只貓，都覺得她好幸福。因為流浪貓數(shù)量巨增，收養(yǎng)飽和，愛心組織決定從源頭入手，開展TNR—誘捕、絕育、放回。為了抓貓做手術，朱天心和朱天文，兩位作家分工，姐姐天文是細心的處女座，負責守誘捕籠。沒有誘捕籠時，出發(fā)前，天文都要把自己裹成木乃伊，仍不免被抓得傷痕累累。

對我，這是一個陌生的話題。定期喂養(yǎng)數(shù)量龐大的流浪貓，甚至自己被抓傷，隱含著將流浪貓放至與人平等的地位，在大陸，這樣很容易被譏笑為白蓮花圣母心。是不是我們的生存環(huán)境太嚴酷了，如果人還住在群租房里對付著活，也許就會覺得憑什么流浪貓可以活得滋潤愜意？我們會不會覺得流浪貓的問題是小事，因為總有更殘酷的、傷害公眾權益的事情發(fā)生？

淡水曾有一次針對流浪貓的大規(guī)模的安樂死，天心等人趕去已搶救不及，怒找當?shù)毓賳T談判，最后官員保證：淡水再也不會發(fā)生這種事。官員居然會對平民認錯，這對我也是匪夷所思。

也許流浪貓并非小事一樁，它折射出人們對生命的態(tài)度，以及各種社團在社會中是否都能得到發(fā)言權，后者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多元化、民間社團是否有生命力的標準。

十幾歲時看天文天心的文字，如果說鄧麗君啟蒙了大陸一代民謠歌手，朱家姐妹則是我少年文學啟蒙：原來在鏗鏘有力的革命敘事之外，中文還可以這樣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那天最后，女作家朱天心還是談回創(chuàng)作，她說：我喜歡的作家開發(fā)的都是人的疆域和邊界，是不被注視的、受折磨的族群。這回到一個老問題：作家必須要關懷弱勢嗎？它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只有你關注到了這些，你的視野才是完整的。

所以，朱家姐妹厭惡政治，天文曾在《巫言》中寫盡臺灣選舉時的光怪陸離，一地狼藉。她們也有意和當下保持距離，如今在自媒體上與讀者“晨昏定省”似已是作家標配，唐諾與朱家姐妹不開自媒體，拒絕出書后以自媒體宣傳新書。但她們以一只只流浪貓和社會保持關聯(lián)，并在必要時以其反饋改變社會（淡水官員的認錯）。

你可以說，這不過是臺灣的小清新，但我認為它們絕不只是小清新。

文學營結束后，胡德夫老師帶我們上山。是宜蘭山中的泰雅族不老部落，最后一段路需換乘部落開下來的吉普車，顛簸晃過干涸河床和山路。畢竟是山上，交通不便。我暗想。

七八年前，四十五歲的臺北景觀設計師潘今晟厭倦了都市生活，想做一件有挑戰(zhàn)的事情。他妻子是泰雅族姑娘，在宜蘭山中繼承有田地。他們回到山上，游說相鄰地塊的六戶原住民，試圖重建一個泰雅人部落，真正在里面生活、生產(chǎn)，找回傳統(tǒng)的族人精神，取得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平衡。

村落在半山，這里那里有些三角小木房，并不起眼。建筑盡可能就地取材，落地窗簾是不同色塊的蛇皮編織袋縫制，壘院墻的是山中碎石和樹杈，堆疊產(chǎn)生層次豐富的美感。公共用餐處在一個敞開茅草棚，座椅是大木墩，長桌是更為粗獷的原木巨桌。我們參觀時，村民在看不見的地方干活，午飯時，所有人都來了，生旺篝火烤山豬肉。山豬會來吃小米，所以村民也打山豬吃，這是一個公平的食物鏈。豬肉用小米腌，放在陶甕里，壓填結實不留空氣，小米持續(xù)發(fā)酵，肉始終保持在將腐未腐，生吃鮮嫩柔軟。也可烤來吃。小米酒是淡黃色，好喝，很多人據(jù)說都是清醒上山，醒來時已在山下。食物雖粗獷，酒器、餐具卻精致，WiLang說是按照法餐的程序，一道道上菜，飯前和飯后的小米酒也會提供不同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