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別兩年的故鄉(xiāng)，父親首先去看望的，是他的大哥黎錦熙。兩人是親兄弟，也是朋友和同志。久別相逢，自是欣喜異常。

這兩年，大伯一直在長沙辦《湖南公報》兼教書，在他及一幫同仁的努力下，《湖南公報》的影響力日盛一日。在大伯的建議下，父親在《湖南公報》做編輯，又干上了老行當。

對辦報，父親自是輕車熟路，且他長沙有一批熟悉的朋友、同事，所以很快就融入了報社的氛圍中，工作得心應手。年歲漸長、閱歷日豐，父親的文筆也日臻成熟老辣。他以“甚么”為筆名，針對國內(nèi)外局勢、當局的腐敗、官場的黑暗、民生的艱難等話題予以抨擊、諷刺、鞭笞，文風或辛竦、或活潑、或調(diào)侃、或暗喻。圍繞“甚么”這個筆名，又衍生出很多筆名，比如表揚好人好事用“圣謨”、抨擊當局用“勝魔”、諷刺文章用“腎膜”等等。這些文章幾乎每日一篇，深得大眾歡迎，父親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擁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在長沙，甚至省內(nèi)一些市縣都有一大批忠實的“粉絲”，尤其在青年學生中擁有很高的聲譽，促進了報紙銷量的增長。

父親在長沙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介入師友之間的徐特立、方維夏，也有新朋友蔡和森、毛澤東、陳章甫、田漢等。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就與大伯相識。大伯錦熙當時在該校擔任歷史教員，只比毛澤東大3歲。他們兩人名為師生，實為摯友，常在一起議論時政，研究學問。有一則流傳甚廣的故事這樣說：大伯任《湖南公報》總編輯時，先后幫他謄寫文稿的有三個人，這三個人以后的發(fā)展耐人尋味。第一個抄寫員沉默寡言，每份文稿都老實抄寫，連錯別字也照抄不誤，這個人很快就丟掉了工作，此后不知所蹤；第二個抄寫員非常認真，對每份文稿先仔細檢查，遇到錯別字、病句都認真改正，然后抄寫，1935年他寫了一首詞，當年這首詞經(jīng)聶耳譜曲后名為《義勇軍進行曲》，他就是田漢。第三個抄寫員則與眾不同，他也仔細地閱讀每份文稿，但他只抄寫與自己意見相符的文稿，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文稿則隨手扔掉，后來這個人建立了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對“甚么”先生的文章也甚是欽佩，在長沙與父親多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