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了一冊《杜高檔案》。這是上世紀末我出國前最后一次去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時，偶然地發(fā)現(xiàn)并購買了下來的。我當時并不熟悉杜高先生，只是被這冊檔案的內(nèi)容震驚了，我意識到這是一冊很難遇到的一個右派分子的勞改檔案，它怎么會從公安局的檔案庫里流失到舊貨市場來出賣呢？我立即把它買了下來。

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杜高先生身陷囹圄、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大饑饉的年月。我們相差了整整一代。我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是在暴烈的“文革”歲月中度過的。少年時代我親眼看到的許許多多殘酷的斗爭場面，許許多多我崇敬的文化知識分子遭受的慘無人道的虐待，深刻地印在我的記憶里。正因為這樣，我對收藏有關(guān)“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的舊書報以及文史資料抱有濃厚的興趣，這成了我在北京工作時期唯一的業(yè)余愛好，所以我常去潘家園舊貨市場，總希望有新的發(fā)現(xiàn)。我不是一個歷史學者，我熱衷于收藏，只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的祖國，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我需要更多地閱讀。

當我買到了這一冊《杜高檔案》后，我很快就離開了北京，到澳洲來工作和定居了。因此這一冊檔案也就跟隨我來到了澳洲。

2004年春天，我忽然從媒體上看到報道，北京出版了兩部奇書，震動了中國知識界。一部叫《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是編者李輝先生從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奇跡般發(fā)現(xiàn)的一部完整的杜高檔案”。另一本是杜高先生寫的回憶錄《又見昨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百年人生》叢書）。這個意想不到的書訊，使遠在澳洲的我驚異不已，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激動。怎么還有一部杜高檔案呢？我立即托國內(nèi)的親友幫我買到這兩本書寄來澳洲。我仔細地閱讀，這兩本書深深地震撼著我的心靈，我不止一次地流淚。我又將手邊的這一冊檔案認真地按年月作了對照，發(fā)現(xiàn)在《一紙蒼涼》一書中，杜高經(jīng)受的漫長的勞教歲月的材料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還有一些文件缺頁，不完整。而我收藏的這一冊，正是《杜高檔案》遺落掉的勞教時期的檔案，包含了更多勞教時期血淚斑斑和觸目驚心的內(nèi)容，是全部檔案中非常重要的一冊，一些文件的缺頁也在這冊檔案里找到了。因此我確認只有把我得到的這一冊補充進李輝先生收存的檔案中去，才是一部最完整的杜高檔案，也才是迄今為止五十五萬個不幸的右派留在人間而被我們發(fā)現(xiàn)了的唯一的一部未經(jīng)任何改動的政治檔案。我慶幸我發(fā)現(xiàn)了這遺落的一冊，沒有讓它丟失掉，為歷史保存了一份珍貴的原始資料。

《杜高檔案》包含了整整一個歷史時期的真實而又豐富的文字記錄，為研究中國的政治運動史提供了最為可靠的文本根據(jù)。它包含了從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到“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一個青年右派遭受的長達十二年勞動教養(yǎng)的漫長歷史過程的全部內(nèi)容。許多運動后面的“機密”，比如專案組向上級的秘密報告，領(lǐng)導人的內(nèi)部批示，“反右”運動中上級規(guī)定的發(fā)言提示等等，都可以使我們真正懂得這些政治運動是怎樣有預(yù)謀地殘酷地毀滅著一個人，一個無辜的青年，怎樣地制造著冤案。人們從這部檔案確實可以最真切地認識一個歷史時代。歷史不是抽象的，只有從一個人的具體的遭遇中，才能最深刻地認識歷史的本質(zhì)。

我忘不了1997年11月底的那個周六，我在出國前突然想起再去一次潘家園舊貨市場。在一個毫不起眼的出售“文革”書報雜志和內(nèi)部學習材料的小書攤上，我無意中看到角落里有一個大塑料袋，里面露出一些發(fā)黃的紙張，我讓攤主遞過來看看，一翻開就看到了貼在囚犯登記表上標號“0115”的青年杜高的頭像，那茫然困惑的目光和顯出驚恐的面部表情，頓時使我的心抽搐了起來，喚起了我強烈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