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似乎都發(fā)生在我五歲那一年。

那是大地震發(fā)生后的第五年，唐山，從一座被夷為平地的廢都漸漸有了一絲生氣，人們在努力淡忘傷痛的日子里開始重建家園，新城市規(guī)劃井然有序，似乎能在一片舊傷中踮腳望見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我的外公在一家水泥廠擔任總工程師，住單身宿舍，吃單位大食堂，獨自一人在唐山生活。

那一年，已經(jīng)退休的外婆在天津照顧子女，只能趕在偶爾外公返津的周末做上一桌可口的飯菜，待到外公返程之前，再裝好幾飯盒菜，讓他回到單位后還能盡量延長家的味道。那時的交通還沒有那么便利，我猜想外公從單位坐車到火車站，乘火車到天津再換車抵家，單程少說也要六個小時，在沒有雙休日沒有高速路或動車高鐵的年代里，連接兩座相鄰城市的是一條遙遠的路。

我沒有見過爺爺，家人提起他的幾率也不多，據(jù)說他闖關東多年之后，攜家人從河北來到天津。記憶中，奶奶很瘦，因為腳小走起路來晃晃悠悠，更多時候她總是盤腿坐在床頭。外公祖籍在湖北，年輕時曾到日本留學修讀建筑。外婆是無錫人，大家閨秀，曾在學校里教書。盡管他們早已從南方遷居至北京，但家中很多生活習慣還是保留了南方的方式，比如對祖父母的稱呼就沿用了南方的叫法。我的母親出生在北京，因為是頭胎，當時家人特意請林巧稚醫(yī)生幫助外婆生產(chǎn)。1964年，那時還未曾相識的我的父母分別從天津出發(fā)去了新疆。直到我五歲的那一年，他們帶我從邊疆小鎮(zhèn)，輾轉(zhuǎn)千里舉家返城到了唐山，和外公一起生活。

外公是一個非常嚴苛的人，這種嚴格反映在對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上尤甚。忘記是哪一年了，家里有了一臺十四寸的黑白電視機，記得每天晚上新聞前，總會有一段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從電視機中飄出來，每到那一刻，外公總是要求我肅立不語，直至旋律結束。幼時的我極為不解，為此好像還與外公爭執(zhí)過。2013年10月去泰國在清邁逛周末市集，人頭攢動的小巷子窄窄長長，我手拿一個旅行枕正在問價，忽然察覺漂亮的老板娘肅立不語，面朝遠方，再暗自打量周邊人，也同樣不語而立，側(cè)耳遠方正飄來一段旋律，我立刻反應過來那應該是泰國的國歌。那一刻，在那個熙攘的市集上，我想起了很多，說不出這行為是一份熱愛、敬仰還是習慣，只是待我懂得那年的外公，已過了三十年。

對于如我一樣在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在隨父輩走南闖北中長大的，學校里的同齡人也大多如此，面對操著各種口音的同學，好像任何一種鄉(xiāng)音都不會顯得突兀。一種腔調(diào)背后不一定是一片祖祖輩輩休養(yǎng)生息的土地，但一定是一段記憶，一段長時間的生活記憶，就像普通話字正腔圓的我的母親，和遷居異地很多年鄉(xiāng)音難改的我的父親。離開新疆之后，我在唐山長大，偶爾去天津看望一眾親友，而熟練掌握普通話、唐山話和天津話的我，依然很難找到那種傳說中的歸屬感。

從家坐公車到火車站，再坐火車到天津，再坐車到家，這一條當年外公經(jīng)常往返的歸家之路，在成長的記憶中走過無數(shù)次。每逢年節(jié)，父母會帶著我，拎著大包小包去天津看望外公外婆和我的奶奶，而這一條路，也越走越短。十六歲后的幾乎每個周末，我都要獨自走一遍這條路。印象中從家到火車站要坐一小時四十分鐘的公共汽車，如果時間比較緊張，可以坐小巴車五十分鐘左右到達，多數(shù)情況下這取決于售票員每站攬客的時間長短。那一條路上的每一個?？空荆斈晡叶既鐢?shù)家珍，像是闖關游戲一樣，一關關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