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汪孟鄒講的，胡適早在1915年，即開始提倡白話文，朋友任鴻雋、梅光迪、唐鉞都不茍同，尤其對胡適主張用白話作詩更極力反對，于是雙方發(fā)生筆戰(zhàn)，胡適就給反對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話長詩逗他，其有：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并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于古人乘輿，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

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陳獨秀知道次年4月，胡適又寫詞《沁園春·誓詩》表達自己的主張，有句：“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yè)吾曹欲讓誰？”這之后，才有翻開中國新文化運動第一頁的《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和胡適共同向新世紀跨出驚世駭俗的第一步時，陳獨秀的主張要革命得多，態(tài)度上也堅決、徹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學革命論》中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張：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對此文，胡適于1917年4月9日，以學者謙遜的探討的態(tài)度，致一長信給狂飆激進的陳獨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主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标惇毿愕幕卮鹗牵骸氨梢馊菁{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fā)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p>

胡適為這位“老革命黨”的口氣與“武斷的態(tài)度”感到驚訝。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訊”中說：“輿論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誠懇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來信仰我們的‘天經地義’。所以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盡管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將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議論’?！?/p>

這就是說，胡、陳高舉“文學革命”大旗的同時，革命黨人和自由主義者便有分歧。必須強調的是，文學革命的氣運，正是由于像陳獨秀這樣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堅強的老革命家做宣傳，大力推行，文學革命才很快匯合成一個聲勢浩大的運動。

談到對胡適“首舉義旗”之初，最堅定地支持胡適白話文運動的，除陳獨秀外，便是更武斷更激進的章太炎門徒錢玄同。錢玄同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中，將時代提倡復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方苞等喻為“十八妖魔”后，他在1919年7月2日致胡適的信中（發(fā)表于《新青年》），又杜撰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名句。錢氏將古文斥責為文化暴政的工具，后又載《中國今后之文學問題》中，稱古文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在陳、錢看來，三千年來所有古文宗師，三教巨頭都應推下地獄。此調雖無科學性，但激烈的態(tài)度，也為文學革命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