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實踐中是一個不可能保持的立場，而社會黨人還需借助展示革命委任狀以同激進共和黨人劃清界限， 意為通過展示自己對大革命的正當繼承權(quán)，表明自己比同屬非共左翼的激進黨人更加革命。——譯注使情況更加惡化——布魯姆試圖通過曲解社會黨教義來支持這一主張，卻因此而飽受攻擊。但是，若沒有布魯姆的努力，若不是有他的領(lǐng)導和垂范，法國社會黨人幾乎肯定無法從1920年的分裂中恢復(fù)元氣，兩次大戰(zhàn)之間法國歷史的形貌就會大不一樣——未必會更加健康。法國共產(chǎn)黨人做得很對：30年代以及后來1945—1948年間，他們都視萊昂·布魯姆為道德和政治上的主要障礙，妨礙他們獨占法國的激進專制權(quán)。布魯姆本能地意識到，把法國社會主義從共產(chǎn)主義的錫拉巖礁和激進黨中心的卡律布狄斯旋渦 錫拉巖礁位于意大利墨西拿海峽，對面為卡律布狄斯旋渦，兩詞并用比喻腹背受敵的狀況?！g注之中挽救出來，對于在法蘭西共和國維持一個民主的公共空間而言實有必要。但是，他的良苦用心難以在社會黨同事們中得到共鳴，他的政治對手們不信任他，嫉妒他的每一樁成就。在盛行赤裸裸的不負責任的政治環(huán)境和氛圍中，萊昂·布魯姆幾乎是獨自一人扛起了政治責任的重擔。

阿爾貝·加繆的反共則出自完全不同的考量。30多歲時，他曾短期加盟阿爾及利亞的共產(chǎn)黨，但是1940年一回到法國，他就不受任何一種有組織的黨派的誘惑?？梢钥隙ǖ氖?，在解放后的幾個月里，加繆和大部分其他抵抗聯(lián)盟的成員一樣不愿攻擊法國共產(chǎn)黨，并確信為了進行戰(zhàn)后法國公共生活和制度的重建，與共產(chǎn)黨人聯(lián)手是有必要的。但沒過多久他就開始懷疑法共了。不過，加繆先是以個人筆記，后以一組文章和隨筆，最后以在1951年發(fā)表的《反叛者》——也是他對革命幻象最集中的批評，宣告與法國“正統(tǒng)”的進步輿論一刀兩斷的時候，則是出于一個十分特別的理由。

阿爾貝·加繆發(fā)現(xiàn)，他的朋友和同事們的“反反共產(chǎn)主義”最可厭乃至無可容忍之處，是其道德方面的模糊曖昧。他認為人不能站在無可避免的道德的立場上——不管怎樣談?wù)摗氨匾浴被蚯閯菪枰獊硌陲棥獊硇咀约旱墓采矸莺蜌v史姿態(tài)，進而專一地審判另一半人。如果說歧視和壓迫是錯的，那么不管它們發(fā)生在莫斯科還是在密西西比都是錯的。如果說集中營這一恐怖制度和侵略、毀滅自由民族的行為構(gòu)成了法西斯的罪愆，那么當這些事情出自你“進步”的同志們之手，也一樣應(yīng)受譴責。加繆很明白怎樣為這樣一種雙重標準辯護——他自己早年就曾做過。但是辯護所需的語言、思想以及道德上的歪曲——保持沉默以及主張局部真理——最終被他拒之門外。

這樣，盡管加繆對布魯姆主義思想——共產(chǎn)主義是對非共左翼的一種政治犯罪，是激進政治的一個骯臟的代表人，最終將腐蝕激進政治的所有正當形式——表示同情，他決心公開反共卻并非基于此。他僅僅是無法忍受本方陣營的偽善。他的敵人和敵人的敵人之間是以半斤八兩的偽善對偽善，他用了半輩子、寫了大量的文章揭露這些偽善。正是拒絕依附于一個陣營，并運用自己的判斷克服直覺，令加繆高傲地一意孤行，恪守著政治上的天真。